卢福坦与康生 资料图

　　本文摘自《党史纵横》2008年第10期 作者：王学亮

　　1969年11月，由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出现在上海市[ShangHaiShi]公安局。来人向公安局的军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文件：一封有康生亲笔签字和谢富治批准的处决命令[MingLing]。

　　这封“来头”相当大的处决命令[MingLing]是针对一位79岁高龄、被关押近30年、名叫“卢福坦”的老人的。

　　接到命令[MingLing]的上海市[ShangHaiShi]公安局负责人[FuZeRen]感到疑惑不解：北京方面为什么要专门签署命令[MingLing]处决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呢？然而，命令[MingLing]上面康生的亲笔签名不容置疑，上海公安局不敢怠慢，立刻安排布置，公安部的代表还对上海公安局负责人[FuZeRen]提出一个“特别”要求，即在处死“犯人”之前要防止他信口胡言，能不能采用封嘴的办法，不让他说话。

　　卢福坦已经老迈年高，体弱不堪，应该不会有很大的麻烦，如果对这样的老人动粗似乎不大合适。可是又不能违反上级的命令[MingLing]，最后上海公安局采取的办法是，以吃饭为名“请”犯人“喝酒”，把他灌醉后再执行枪决。

　　死去的这位老人名叫卢福坦，曾是中共[ZhongGong]“五大”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1932年12月被捕[BeiBu]叛变，后成为[ChengWei]国民党中统特务。1950年5月被我党抓捕后一直秘密关押在上海。

　　卢福坦，生于1890年，山东泰安人，早年曾作过山东淄川县鲁大公司工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ZhongGong]山东青岛市委书记、中共[ZhongGong]山东省委书记（执行委员会书记）、河北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负责人[FuZeRen]兼中央组织部部长等职。1928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中共[ZhongGong]：鉴于陈独秀等人的错误，希望中共[ZhongGong]党内大量提拔任用工人出身的干部进入领导岗位。就在这种精神影响下，武汉三镇的码头工人向忠发一跃而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成为[ChengWei]党中央六届一中全会上负总责的领导人。卢福坦也因为是工人出身，和项英、关向应、苏兆征、徐锡根等人一起进入政治局，成为[ChengWei]候补委员。在随后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卢福坦被王明选中，成为[ChengWei]中央政治局的正式委员。

　　1931年开始，王明前往共产国际担任中共[ZhongGong]代表常驻莫斯科。同年卢福坦接替了因为闹派性的罗章龙，担任了总工会的负责人[FuZeRen]。周恩来曾经找卢福坦谈话，宣布他进入书记处工作，成为[ChengWei]了实际的中共[ZhongGong]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1932年12月，卢福坦被英国巡捕抓获，随即被递解到上海市[ShangHaiShi]警察局关押。根据后来警察局的资料显示，卢福坦被捕[BeiBu]后迅速叛变，其速度比之前的向忠发还要快。并成国民党中统调查室的候补特务。卢福坦叛变期间，曾经交待了一位中共[ZhongGong]要员的“旧事”，那就是康生在1930年被捕[BeiBu]叛变的秘密。

　　康生当年被捕[BeiBu]入狱，后来是通过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狱的，而这都在于一个巧合，因为丁惟汾的一个亲属同时也被捕[BeiBu]了，这件[ZheJian]事在当时是很少人知道[ZhiDao]的，至于康生有没有变节，这件[ZheJian]事一直是中共[ZhongGong]党史中难以破解之谜。上海市[ShangHaiShi]警察局的档案在1949年被接手时有一部分丢失了，还有一部分被转移到了台湾。所以康生被捕[BeiBu]后的具体细节只有在卢福坦给国民党交待事实时被提及过。而党内当时知道[ZhiDao]这件[ZheJian]事的人只有陈赓一个人。陈赓对这件[ZheJian]事始终没有和其他人提及，直到批判“高饶集团”时，陈赓才顺便提了一句。

　　后来知道[ZhiDao]康生这件[ZheJian]事的是饶漱石。饶漱石曾专门派人到上海市[ShangHaiShi]公安局调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所以最早看到卢福坦这份报告的是饶漱石。饶漱石看完报告后将报告的内容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并没有立即答复，这件[ZheJian]事就被搁置下来。

　　60年代，谢富治奉命去上海公安局调阅了饶漱石当年看到的这份档案的原件，并且做了相关的记录。对调阅卢福坦的交代材料这件[ZheJian]事情，康生本人并不知道[ZhiDao]，他唯一知道[ZhiDao]的是饶漱石在背后搞他的黑材料，而对谢富治后来的调查，康生不知情。康生更不知道[ZhiDao]卢福坦在1950年5月被捕[BeiBu]，一直被秘密关押在上海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

　　1968年，台湾情报当局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BeiBu]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的渠道进入北京，首先被蒯大富等人获悉，随后报告给了江青和康生。康生这时才知道[ZhiDao]卢福坦的事情，最让康生恼火的是，因为红卫兵的冲击，上海市[ShangHaiShi]方面没有做到足够的保密，卢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组织的几名头子在提审时谈到了一些30年代的内容，居然还上了简报。

　　康生通过江青等人公开宣扬自己从没有被捕[BeiBu]，他说：“如果我被捕[BeiBu]了，我就成为[ChengWei]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康生还找到谢富治质问这件[ZheJian]事情的来由，并问谢富治，像卢福坦这样的叛徒为什么从50年代一直留到今天呢？谢富治要康生签字，说只要他签字就可以生效。就这样，康生和谢富治先后签署了立即处决卢福坦的命令[MingLing]。

　　看似事情就此了结，但是康生没有想到谢富治偷偷留了一份处决命令[MingLing]的影印件，这个影印件到了拨乱反正时，被当时审查干部的中纪委负责人[FuZeRen]之一的王鹤寿看到，有人准备据此定论康生是叛徒。然而，主要当事人卢福坦已经不在了，所以还是没有形成结论。最后一个知道[ZhiDao]康生这件[ZheJian]事的饶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康生因为这件[ZheJian]事曾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密调工作，被牵连的一些知情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不过，康生急于处死卢福坦这一举动不能不让人怀疑，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