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第一次指示

　　1968年6月，章士钊为康国雄之事写信给周总理：

　　四川康心如、心之兄弟，公所习知。在文化大革命中，该兄弟为冲击对象，自不待言。经过两年之困心衡虑，不幸心之于半年前先行淹殁;而心如奄奄一息，辗转床褥，加以其子国雄，横遭蒋贼义儿之诬，禁不起老牛舐犊之忧虑，病上加病……

　　周恩来对此信作出指示，是在一年半以后。1969年底，“专案组”黄先生私下告诉康国雄，周恩来总理对他的问题，有指示传达下来，大意是：对康国雄的家庭及其本人的历史问题，不予追查，一律按民主人士处理。如果发现康国雄是蒋介石的干儿子，但未发现有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不予追究;若发现其有严重的政治活动，要上报中央处理。对康国雄的家庭生活和工作问题要给予照顾。要文斗，不要武斗。

　　但当时正值“清队”高潮，“阶级斗争”压倒一切，周恩来的指示未能得到认真执行。

　　周恩来的第二次指示

　　康国雄由于长期受到审查批判，健康状况恶化，出现了心慌、疲乏、血压升高等症状。他要求到汉中专区或县医院去看病，报告了几次才获批准。到汉中县医院检查后，大夫建议他回北京治疗。

　　康国雄把大夫开的证明拿给“军宣队”，遭到痛斥。康国雄悄悄写信告诉妻子，要她再去找章士钊求助。于是，章士钊又给周恩来写信，明确表示“重庆康氏昆仲，系钊数十年来之旧友，……皆与蒋介石一无旁涉，此钊所能确切保证者也。”

　　1970年5月27日，周恩来根据章士钊的信，专门给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写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封信。

　　事后得知，这位军代表只向机械学院了解了康国雄的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康国雄有“三反言行”，正在接受审查。那位军代表便未按照周恩来信中“两事办好后再告章行老”的指示办理，而自作主张向章士钊口头回复说，“康国雄无病，他有三反言行，现正在受审查。”

　　周恩来给那位军代表的这封信，交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后被束之高阁。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那位军代表被调回总后勤部接受审查，从此周恩来对康国雄的有关指示就更无下文了。

　　第三次指示与“五一六分子”的戏剧化命运

　　不久，康国雄又被说成是“五一六分子”。审查的人天天对他批斗、逼供。他急忙写信，要妻子找章老再向中央反映。

　　1972年12月下旬他被叫去连部办公室。连长例行公事地问康国雄问题交待得怎样了，然后突然说：“院党委讨论了你的问题，认为你确实有病。党委同意你回北京治病。”

　　康国雄顿时意识到，一定是周总理又有批示下来了!周恩来这次批示的具体内容是康国雄返京后才知道的：第一机械工业部打电话到机院留守处，询问该校是否有一个名叫康国雄的人，当得知确有此人，现在陕西汉中后，就转告说：“周总理指示：他有病，应回北京治病。”这时已是在“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的指示终于得到执行。

　　康国雄回京后，参加了朝阳区职工大学的创办。1980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书信选集》时，要为周恩来给丁江的那封信作注，到处找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康国雄，只因章士钊原信将他的工作单位错写成“北京工业管理学校”，结果费了许多周折，好不容易才在北京朝阳区职工大学把他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