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南泥湾的革命体育

　　作为国家与人民权利的集中体现之一，中国共产党没有忽视体育运动，他们甚至在中国第一个提出体育权的概念。

　　“共产党对这个问题认识得非常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也就是北伐前后，就提出了比较超前的国际化概念---‘体育权’。”熊晓正说，在建党初期，共产党人就提出，国民体质状况恶化主要的原因在于工农大众丧失了体育权。“也就是说，当时的社会没有给普通大众赋予体育的权利，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繁重的体力劳动、恶劣的生活条件使得他们的体育权利实际上被剥夺了。

　　当时共产党提出的一个重要口号是：“要解决国民体质的问题，首先要还工农大众体育权。”倡导为劳苦大众夺回“体育权”，成为当时社会革命进程的一部分。

　　毛泽东甚至早在1917年就著有《体育之研究》。其中说，“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如何实现这个愿望，首先要改造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所以在革命时期是把改善国民体质和推动社会革命结合在一起。把体育权作为社会革命中的一种追求、一个目标。”熊晓正说。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及抗战时期，共产党都比较重视体育方面的工作。“国民党封锁的时候，在南泥湾，朱德就曾说过，生产上我们解决了，但是我们还要提高老百姓的体质，于是在边区开展了一系列与生产生活相结合的体育活动。”熊晓正告诉本刊记者。

　　1942 年9 月，毛泽东为重庆《新华日报》题词：“锻炼体魄，好打日本。”

　　而体育权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承认，还是联合国成立以后《世界人权宣言》的颁布，以及1978年《体育教育和体育运动国际宪章》明确规定从事体育训练和体育运动是一项基本的人权。

　　1954，中国的“劳卫制”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体育权”实现的基础终于确立了。这一年的10月26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者代表大会。 3年后中华体育总会的成立大会上，明确提出要以“增强国民体质，为国防和新民主主义建设服务”为目标开展体育工作。

　　于是，毛泽东写下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国民体质”这句著名的口号。

　　“革命时期，我们把体育当作改造社会、推动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再次强调体育，但更多是从体育改善国民经济结构、提高生产力这个方面来考虑。”熊晓林回忆说，“我们那时候经常讲，体育可以强身、健体、减少疾病、提高劳动出勤率，从而提高生产力。”在这种背景下，“劳卫制”被引进了。

　　“劳卫制”是由苏联在上世纪30年代创造的，其主题就是 “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即通过运动项目的等级测试，促进国民特别是青少年积极参加各项体育运动，以提高身体的体力、耐力、速度、灵巧等素质。

　　在50年代中苏结盟的情况下，自然需要推行在苏联行之有效的“劳卫制”从而提高中国人的体质。在北京、上海先后实施了与“劳卫制”相仿的《体育锻炼标准》后，1954年，国家体委干脆颁布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暂行条例和项目标准》，并在学校进行推广。“劳卫制”分为少年级、一级、二级共三档，早期有劳卫操、爬绳、60米、500米、掷手榴弹等近10项测试内容。

　　“劳卫制”既是一套体质检测标准，又是一个体育锻炼体系。一般情况下，少年级和一级都比较容易通过。但是二级已经接近运动员水平。比如二级的单杠项目要求双手握住单杠并在上面旋转，双杠则是一套动作，包括立撑起伏10次及倒立等。

　　只要通过一个级别，就都能获得一张精美的证书和一枚证章。到后来，全社会都被动员起来，连部队都停止军事训练按照“劳卫制”进行锻炼。

　　整个50年代，体育几乎都被作为一项革命工作。如果一个人希望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就必须进行体育锻炼。可以相信，在革命胜利的热情鼓舞下，人们发自内心地愿意在数九寒天去雪地上跑步。

　　除了“劳卫制”，国家还采取了很多具体措施来增强群众身体素质。比如，全国推广广播操、推行体育锻炼标准等等。中国延续至今的单位性体育比赛和运动就发端于此。在每年初，各级体委都会设计好这年的群众体育活动。

　　当时的生产结构和组织结构非常严密，单位对个人有极大的约束力，所以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有专门的人来负责安排本单位或者本村的体育活动。“虽然是强制性的，但是不得不说，对群众体育的推广起到了一定作用。”熊晓正说，在这个时期中国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国民体质测试，只有小范围的“体检”。即使是以检查是否有病为前提的“体检“，也曾经暴露出当时国民体质下降的问题，“当时我们的主要问题是营养不良。”熊晓正解释说。

　　到1964年，随着经济困难和中苏关系破裂，“劳卫制”被最终取消。而全民体育的状况在改革开放后也彻底地改变了。

　　1995，体育权登堂入室

　　“当单位人变成自由人，没有人来管群众体育的事情了。这个领域在整个80年代，几乎形成了真空地带。与之相比，竞技体育的发展却如火如荼。”熊晓正说。

　　1988年，33岁的记者赵瑜的一篇长篇通讯《强国梦》引起了人们对于群众体育发展不足的反思：“当我们为金牌而欢呼的时候，可曾有人想过另一批‘国宝’---中青年知识分子的健康？”

　　上世纪80年代末在包头举行的中日小学生夏令营，也暴露出中国的青少年体质和意志力下降的事实。“国民体质开始受到真正的关注，就是从80年代末开始的。”熊晓正回忆说，“从解放后到80年代末以前，‘体育权’的概念，已经被中国人忘记了。”

　　然而早在1967年，挪威体育联盟就率先发表了《体育振兴15年计划》。美国卫生福利部也在1990年制定了“美国15 年健康目标”。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制定“大众体育发展规划”的国家在全世界有50多个。

　　1995年开始推行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提出，“维护和保障公民参加体育活动的权利。”终于把“体育权”在法规上固了下来。

　　“体育权这个概念终于在50多年后再次被明确提出来。不同的是，前一次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这一次是为了公民社会的需要。”熊晓正说。

　　不过此时，体育运动的开展已经遇到了一定挑战。“当时，工会对体育活动的组织能力已经下降了，但是有些基层协会、自发性的体育组织和锻炼点，群众体育发展得比较好。比如气功、舞蹈队等等。”熊晓正说，“体质的塑造，不是几场球赛和几节体育课可以达到的，从根本来说这是一种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无法运用行政行为来强制，只能靠群众自发去改变。”他认为，大众体育由谁来组织是改善国民体质的关键。

　　“我们过去是靠行政单位，搞的群众体育都是‘运动式’的。一会儿一个高潮，过去之后就无声无息了。这件事应该是交给群众自己来办，靠一些自发性的体育组织来管理人们的日常锻炼，但是现在，我们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他认为，政府最应该做的事情是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满足人们体育锻炼的需要。“比如在英国可以看到很多政府新铺的自行车道，政府没有组织活动，但是提供了道路。修路是社会组织解决不了的，只有政府出面。所以政府的投入，不仅是在钱上，更是在政策上，着力于如何为大众体育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在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里，人们应该有良好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能体面地享受体育带来的生活乐趣。这是现在我们提出‘体育权’的意义，也是我们在现在把国民体质摆在重要位置的原因。”熊晓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