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2010年9月的一天，我偶翻陶菊隐先生的《武夫当国》，其中提到一句：“1906年，北洋陆军和南洋陆军在彰德（今安阳）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史称彰德秋操，为晚清三大秋操之一，此次秋操得到了中外媒体的高度评价。”

　　再翻其他章节，再无彰德秋操的只言片语。于是赶紧找清末民初史料。查阅之后，兴趣倍增，“彰德秋操”几字的背后，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906年的10月，为检阅全国编练新军的成果，清政府决定在彰德附近举行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这次近代化的军演，仍沿袭了旧式称呼——“秋操”。彰德秋操和先期举行的河间秋操、而后计划的太湖秋操并称为晚清三大秋操之一。

　　彰德秋操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为达到实战目的，除调北洋陆军参战外，还特意命湖北新军北上参与秋操，而湖北新军有一位军官，叫黎元洪。

　　天意巧合，北洋、南洋，这次彰德秋操竟使得未来民国五位大总统提前集体亮相：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如果算上那位自称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段祺瑞，北洋军阀统治前期六位国家元首一个不落，全部到齐，可谓空前绝后的“大彩排”。

　　百年之前，彰德大地，久违烽烟的中原百姓第一次目睹了近代化军队的实兵操练：黄龙旗下，炮声隆隆，枪声不断，人喊马嘶，尘土飞扬。炮兵、骑兵和步兵协同作战，依次操练冲锋战、遭遇战、防守战。

　　指挥部中，检阅台上，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这些北洋、南洋的中高级将领，忙于调动、指挥、推演、指令、筹划之时，万万不会想到，数年之后，他们又会在另外一个舞台前后亮相，那一次，将是民国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政治舞台。

　　历史就是这么有趣而有味。

　　甲午之战，旧式淮军不堪一击

　　谈彰德秋操，不能不提北洋陆军；说到北洋陆军，就不能回避袁世凯。

　　2010年11月7日，记者来到安阳，第一件事就是去看袁林。

　　与我想象中不一样的是，袁林并不大，南临洹水，占地不过139亩，整个袁林体系大多为典型的中国传统风格，而袁世凯的墓冢则仿美国总统格兰特濒河庐墓的形制修成，为内包水泥、外砌石墙的欧式风貌。这种“中西结合”，也许就是清末民初那个时期的特有写照吧。

　　由于不是周末，参观的人很少，我一个人走在林荫夹道上，静静地思考着一个问题：袁世凯为何能在那个时期脱颖而出呢？

　　一提起袁世凯，人们会立刻想到四个字：“窃国大盗”。一说起袁世凯办过的那些事，往往充斥着“小人”、“卑鄙”、“阴险”之类，总之，袁世凯这辈子干的事就是为了将来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这是袁世凯吗？

　　当然不是，坏透了的袁世凯，那只是戏文里的形象，而真实的袁世凯，机敏、干练，不乏阴谋手段。安阳师范学院历史学院院长张华腾教授精研民国史多年，对袁世凯的评价首先就落笔在他的“才干”上。“袁世凯这个人首先是有才能，这种才能在那些只精通八股文章而不识近代外交、军事的清廷大臣中格外突出，不然慈禧、李鸿章、荣禄这些人怎么可能很不信任，但一再重用呢？”

　　1895年2月17日16时，日本联合舰队在风雪交加中开进威海卫，浩浩大清国败于一个蕞尔小国的事实，令自认为是“天朝大国”的国人愕然。

　　尽管两次鸦片战争均败于洋人，但在东方，大清国仍是“老大帝国”。完败于倭寇，使国人沉浸在一种莫名的悲愤之中。张之洞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就说：“我大清曾败于西人，惟不可败于倭寇。败于西人，乃我技不如人；败于倭寇，奇耻大辱，人心尽失，国将不国。”（《张文襄公奏稿》）

　　甲午战败，淮军不堪一击成为主要原因。早在朝鲜任职时，袁世凯在给弟弟袁世彤的家信中就说：“平壤溃败后，士兵已失去了战斗意志。后续援兵太零星，徒然送死，简直没有办法……堂皇的大国竟束手为小丑所困辱，岂非天乎？然而也是因为谋之不善，平时未能预先防备啊。”（《容庵弟子记》）

　　袁世凯这里说的“谋之不善”，主要是指中国军队缺乏先进的军事训练。中国军队“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在军容严整的欧洲军队面前抵抗不了五分钟。此外，清军军纪恶劣，兵丁通常是社会上一些举止粗野和品行恶劣的人渣，在哪里驻扎，哪里的民众就恐惧万分”。（郑曦原：《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

　　干练有才，袁世凯取得练兵权

　　甲午战败后，编练一支新式陆军正式提上日程。根据当时外国教官汉纳根的建议，新式陆军应该与以前的湘军、淮军都不同，采用西方训练方式，打造一支10万人的陆军。当然，汉纳根的建议有点过于天真，《马关条约》，清政府需赔款两亿两白银，怎么可能拿出这么一大笔银子来编练10万人军队呢？

　　其实，早在甲午战争尚未结束时，编练新军取代淮军的想法就已经在清政府高层达成共识。这支新军的最早编练者是胡燏棻，但很快胡燏棻就被委派去督办卢沟桥铁路。那袁世凯为何能最终取得新军的领导权呢？

　　“以往我们说，袁世凯钻营、投机，用了阴谋手段，才取得练兵权。但这么说很片面。”张华腾教授认为，“阴谋手段是肯定使了，在晚清那么黑暗的政治局面下，你要想做官，想办事，能不用手段吗？但主要的还是袁世凯的才能。”

　　袁世凯为取得练兵权，出卖李鸿章转投李鸿藻、翁同龢，这是事实，毋庸讳言，但李、翁二人能举荐袁世凯，看中的也是他的“干练”。

　　袁世凯在朝鲜历练多年，对旧式军队存在的问题看得非常透彻；袁世凯在朝鲜编练过新军，有着丰富的练兵经验；袁世凯在朝鲜主持外交活动，在外交上也很有办法；加上经历甲午战争，而且年富力强等优点，是那些身居庙堂之上、只会饱读四书五经的清流之辈所无法比拟的——放眼当时的清廷中枢，能找出像袁世凯这样精通军事、外交的青年之辈，或许真的很难，这也是李鸿藻感叹“完全出自爱才之意”和荣禄在戊戌政变后力保袁世凯“大才可用”的原因所在。

　　1895年12月8日光绪下旨，令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当日，袁世凯奉旨赴天津小站。从此，袁世凯开始了一生中最为关键的一步：小站练兵。

　　严格治军，“十八斩”强化军纪

　　编练新军，要懂军事，尤其懂得近代军事，应该说，袁世凯有这个能力。在小站练兵期间，袁世凯把这种能力表现得非常好。作为军队的指挥者和管理者，上至军官选拔、任用，下至军令、军政的推行，袁世凯都亲力亲为。

　　“袁世凯治军非常严格，比如关于军令，他制定的《简明军律》中就有十八斩。”张华腾教授所说的“十八斩”，分别为：“临阵进退不候号令及战后不归队伍者，斩；临阵回顾退缩及交头接耳私语者，斩；临阵探报不实，诈功冒赏者，斩；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守卡不严，敌得偷过及禀报迟误，先自惊走者，斩……”

　　有后人对袁世凯的“十八斩”过于求疵，认为既然推行西方军事训练，何来斩刑？我认为此种议论可谓脱离历史之论。袁世凯训练的中国新式陆军，不能离开当时的国内环境，完全照抄西方条例。

　　当时淮军军纪涣散，战时一哄而散，让李鸿章都感叹“兵不能用”。袁世凯强化军纪，正是针对淮军的弱点所采取的必然措施。

　　但同样不该忽视的是，袁世凯的铁腕治军，有着非常浓厚的私心。晚清时期，满洲贵族对汉人掌兵提防甚严。袁世凯的前辈——曾国藩创建湘军，在剿灭太平军后不得不“自剪羽翼”，将湘军大部解散；李鸿章创建淮军和北洋水师，被朝廷清流骂了一辈子“扶持私人武装”。

　　袁世凯在创建编练小站兵时，就着重培养官兵的愚忠观念，通过实施严厉的军令，极力把小站兵私化为自己攫取政治权势的筹码，以满足其不断膨胀的权力欲。

　　这一点，张之洞曾一语道破，说袁世凯“借俄事而练兵，借练兵而揽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