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香成对此反应强烈。他说，不能否认，那个年代扛着大相机到处跑的老外，有其主观意识和视角，但无疑他们拍的都是中国，而不是希腊或别的任何国家。

　　“为什么中国处境尴尬时留下的影像，就是西方人戴着‘有色眼镜’拍摄的，而后来我们重新掌握主动权时邀请人家过来拍的东西，又认定为客观真实呢？”刘香成反问道，“这是自相矛盾的。”

　　他提到的后来关注中国的摄影师，是我们更为熟知的三位法国人：亨利·卡蒂尔·布列松（1908~2004年），1949年，他分别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最后的6个月和共产党取得政权后的6个月内，拍摄了大量照片，为自己赢得世界声誉，1954年斯大林逝世后，又成为第一位被允许进入苏联的西方摄影记者。

　　马克·吕布(1923年~)，自1957年起，他多次访问大陆，是那个年代得以进入中国内地的极少数欧洲摄影师之一，拍摄了包括周恩来工作照在内的一系列历史性图片。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1912~2007年），1972年应中国政府之邀来华拍摄纪录片《中国》，影片拍成后却被东道主以“内容反华”为由严厉谴责，32年后才得以在它所关注的这片土地上第一次放映，如今连中国官方也默认，它是文革后期中国社会一份客观而真实的记录。

　　在刘香成看来，问题不在于照片是谁拍的，而在于拍摄者接近真相的能力和眼光，无论如何，那些照片里的人和事，都应是中国人共同记忆的一部分，总是固守着一副受害者的心态拒绝承认，实在于事无补。

　　“梳理‘命运三部曲’，让我看到中国的潜力和可能性”

　　2001年7月13日深夜，刘香成夫妇站在北京贵宾楼饭店阳台上，不远处的天安门广场锣鼓喧天。那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北京二次申奥成功了，很短时间内成千上万人涌到世界最大的广场里来。面对眼前震撼的一幕，《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的最初构想突然在他心中浮现。

　　中国近现代有太多的历史事件发生在这个地方，到2008年奥运会举行的时候，全中国老中青三代会有很多人涌到这儿来，国际上也将有成千上万人踏足中国，这些人里面有百分之几真正知道新中国60年来走过的这条路？特别是“80后”、“90后”的中国人会知道吗？

　　刘香成的答案是：“他们不知道”。

　　在他所能读到的无论中外反映报道这60年的书里，都找不到他所认识的中国，这让刘香成萌生冲动：好，我来编一本！

　　他花费四年时间跑遍中国，会见了众多摄影师，请他们提供珍藏的私人照片。当这本汇集了88位中国当代杰出摄影师作品的书编完后，刘香成交给国际知名的塔森出版社（taschen），后者当即同意出版。

　　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前，《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副题为“中国人眼中的中国”）在全球以6种语言同步出版，创纪录地发行超过20万册，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将其选为年度最佳摄影画册。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则引用刘自己的话说，这是一本“当代中国的视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