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内容点出了“国防文学”的“反动实质”，就是抹杀文艺创作的阶级性。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革”时期，漫画这一艺术样式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革命大批判”的神圣使命。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文革”时期，漫画这一艺术样式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革命大批判”的神圣使命，并作为“有力武器”，一时间铺天盖地，举目皆是，只要有“大批判专栏”，就有漫画，而其描绘对象，除了高举造反大旗的“工农兵”等正面形象以外，反派形象要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属于“全民共讨之”“举国共诛之”的黑帮分子，要么是本地、本单位的“牛鬼蛇神”。

　　然而，时过境迁，这类漫画的原作几乎毁佚殆尽，偶有留存者少之又少；而出于著名画家之手的，更是渺不可寻。

　　近日，笔者在工作中意外看到了知名画家程十发先生在1969年创作的一组“大批判”漫画。其内容的荒诞无稽，自不待言；而程先生的创作过程，也隐含着一段辛酸往事。在今天看来，两者似乎很难联系，但摆在面前的，却是实实在在的一套极为罕见的旷世奇作。

　　这组漫画共五幅，都画在宣纸上，横式，高40厘米，宽45-55厘米不等，现已合并装裱为一个手卷。手卷的签条，是美籍华人、著名鉴藏家王己千先生所书：“程十发劫后遗珍人物精品”；引首有王先生的行楷大字题语：“文革劫后遗珍”。卷后书跋者除王先生外，其余四人均曾任职于上海博物馆数十年，对当年的这段往事也皆有所知，依次为：承名世、马承源、郭若愚、单国霖。最后一篇，是漫画保存者，原上海博物馆研究人员阿豹（周根宝）先生所书。

　　漫画的主题，是“批判”曾在上世纪30年代由于文学观点的不同而与鲁迅先生有过论争的四位文学青年：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文革”中，他们都因此而饱受不公正待遇，被污蔑为文艺界的“四条汉子”，四人的漫画形象均被严重丑化，连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也被作为他们的“黑后台”而未能幸免。第一幅的左半部分绘有巨大的红色“《鲁迅全集》”，象征着威力无比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右下角是被金光闪耀的革命力量吓破了胆的“四条汉子”。手持写有“国防文学”四字破旗的是周扬。在周扬身边的是口喷白沫鼓噪演说的夏衍，背身伏地书写攻击文章的两人，分别是田汉、阳翰笙。四人的面貌，无不特征毕肖，却又丑陋怪诞。第二幅画的是“四条汉子”向国民政府作乞求状。手举“国防文学”招幌的周扬、跪地翻看《赛金花》的夏衍、低头审视着《胜利进行曲》的田汉、胸前挂着剧本《李秀成之死》的阳翰笙，无不一副情愿服从的模样。第三幅上，“批判”对象进一步扩大。前国家主席刘少奇成了“四条汉子”的“黑后台”，并与周扬一同屈膝跪地，向蒋介石献媚，其阿谀之状毕露无遗。第四幅的画面内容点出了“国防文学”的“反动实质”，就是抹杀文艺创作的阶级性。只见周扬充当炮手，站在写有“复辟”两字的大炮上，夏衍、田汉、阳翰笙，以及代表着文艺界所有赞同“国防文学”观点者的一条黄狗，则卖力地递送着炮弹，炮弹上分别写有“人性论”、“第三种人”等字。第五幅图上，程先生用拟人化的手法，将所有宣扬“反动主张”的人物、言行，统统集中于一条高举“文学是属于全人类的”口号的黄犬身上，其形象恣意夸张，主题也因此昭然若揭。

　　通观这套作品，如果是没有经历过当年那段岁月的，显然无法体会；但如果把当年那段史实真实地昭告于世，今人恐怕也很难理解——这段历史，实在就是一出荒诞剧！诚如王己千先生在跋文中所概括的：“满纸荒唐画，全是辛酸泪！”

　　这组漫画，十发先生既未署名，也没写时间，但其特有的绘画风格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却一目了然。据漫画保存者阿豹先生回忆，1969年，十发先生与众多上海文艺界人士都被作为“牛鬼蛇神”关在河南南路上的上海博物馆旧址，接受审查，交代“罪行”。某日，“造反派”忽发奇想，要利用程先生的高超画技为“大批判”服务。当时，先生以禁锢之身而得此任务，岂有不应的份？阿豹作为博物馆工作人员则受命协助。于是，十发先生铺纸构思，动足脑筋，不敢稍有差池。漫画完成后得到了“造反派”的认可，同意张贴在博物馆旁边金陵东路的大批判专栏上。阿豹目睹一切，在当天的夜深人静之时，冒着极大风险，小心翼翼地把漫画原作从大批判专栏上揭下来，藏在浦东烂泥渡路的自己家里，从此秘不示人。“文革”结束后的上世纪80年代，阿豹旅居美国，这些画也随其漂洋过海，直到90年代中，阿豹深感往事固然荒诞，历史必须永远记取，这才向同住在纽约的王己千先生出示，并陆续征求到当年亲历那段岁月的博物馆前辈同人的题跋。

　　今年，适逢程十发先生诞辰90周年，这组漫画的面世，无疑当可视为对发老艺术生涯的一种纪念。但是，在中国政治史上，“文革”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动荡，但愿今后再也不会发生；而在中国绘画史上，一位正经受着人身侮辱般“审查”的著名画家，居然可以画出如此让人欲哭无泪的作品，也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组漫画的价值，都远远超出了艺术范畴本身，堪称当代中国史上的珍罕一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