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晋商[JinShang]是个不断被言说的话题，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危机阴影未散的今天，西方媒体不惜专题探讨它曾经的辉煌成因，而中国[ZhongGuo]的学人作家，更愿意将之概括为制度创新与忠义的资本。
　　北大教授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意在对16世纪到19世纪的中国[ZhongGuo]与世界做一打通了的描述与论说，试图为中国[ZhongGuo]19世纪的衰败以及西方世界的崛起作出自己的结论。其中亦多有论述涉及到晋商[JinShang]。
　　今天我们特转载《北京晚报》“晋商[JinShang]为何没有成为资本家”这篇文章，以飨读者。

韩毓海与其新书封面

　　问：韩老师，你的多维角度让人想到，晋商[JinShang]的兴衰，并不仅是一个[YiGe]商业的成败问题，而是多个方面的蝴蝶效应所致。我们先从晋商[JinShang]之兴谈起，除了通常人们理解的那些，你认为还有哪些原因？
　　韩：首先是交通。商品贸易[MaoYi]和通货都与交通关系最大。山陕在历史上都是非常了不得的地方，最近我去山东聊城，在明代的古运河边上，矗立着一个[YiGe]庞大的古建筑群，叫山陕会馆，就是明清时代山西和陕西商人沿着运河在南北之间运送物资的商馆，1885年黄河改道之后，由于北方运河断绝，聊城（明代的东昌府）、临清这些《水浒传》、《金瓶梅》中所描写的商业都会，如今都衰落得不成样子了，也可以说，近代以来，山陕两省是随着中国[ZhongGuo]交通和贸易[MaoYi]线路的变化，逐步丧失了其经济核心地位。山西兴起于明清期间，跟中华帝国要开通通往北方蒙古的道路有关，也跟山西产盐有关。山西解州有盐池。而中国[ZhongGuo]历代盐都是国家[GuoJia]专卖，一般市场价格是生产价格的30倍。自唐以后，中国[ZhongGuo]国家[GuoJia]土地税收就很少了，盐是国家[GuoJia]最主要的税源。汉以降有个制度叫均输，就是国家[GuoJia]把全国各地的东西按交税的方式聚拢国库，缺物资时国家[GuoJia]拿出来平抑物价。宋朝把运送税收物资的工作交给指定的商人，运粮、军需，也不用运到朝廷国库，而是直接运到北方边关。作为报酬，国家[GuoJia]给你盐引——— 也就是贩盐的资格。明朝因为边关问题修明长城。有驻军就需要军粮，而山西商人靠运粮拿到盐引，通过运河将南粮北运，再把山西的盐卖到南方。晋商[JinShang]最初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问：这个在采访成一先生时也听他说过，晋商[JinShang]三大块，明代的盐商，清中期的茶商，清晚期的金融业。不过从你这本书很能看出，尽管晋商[JinShang]靠从内部自发而生的制度创新有了发展，但他们还是没能成为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家。
　　韩：晋商[JinShang]和欧洲[OuZhou]金融资本完全不一样。尽管10世纪的宋代中国[ZhongGuo]的贸易[MaoYi]活动就是世界性的，尽管元代和明代进一步从陆地、海洋方向扩大了以中国[ZhongGuo]为核心的世界市场，尽管利用煤炭冶炼的技术早在宋代的瓷州窑中已经成熟，一句话——— 尽管那时以来中国[ZhongGuo]已经是世界生产、贸易[MaoYi]和市场的核心，但是，中国[ZhongGuo]注重生产和贸易[MaoYi]的经济方式，中国[ZhongGuo]式的发展道路也不会走向欧洲[OuZhou]式的金融制度，因为欧洲[OuZhou]形成的金融制度，主要跟战争国债制度有密切关系。
　　如果我们看一看真实的欧洲[OuZhou]历史，我们今天所学到的经济学，特别是关于自由贸易[MaoYi]和生产的发展会自动、或者必然导向金融资本的论断，都是错误的。亚当•斯密认为，生产、贸易[MaoYi]、土地是经济发展最核心的要素。他主张政府要小、反对政府借国债、发行国债，斯密关于小政府的思想，就是建立在他反对英国政府借债打仗，然后再把税收加在百姓头上的发展逻辑之上的。斯密的学说是法国财政大臣杜尔阁政策的理论化，而杜尔阁的政策，则来自于法国社会对于中国[ZhongGuo]宋明王朝治国理念的理想化，所以，如果你把斯密那一套拿来描述中国[ZhongGuo]历代王朝，恰恰是合拍的。特别是宋明清的治理。但是，世界历史、特别是欧洲[OuZhou]历史，完全没有按照亚当•斯密所设想的那样发展，而是按照他讨厌的那个人——— 马尔萨斯所主张的方向发展。马尔萨斯认为生产和贸易[MaoYi]、市场都不是决定性的，因为生产和贸易[MaoYi]的发展永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所以不打仗。不消灭人口，供给永远赶不上需求，所以欧洲[OuZhou]经济学的真正核心是由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所决定的供需关系，那个经济学的真正代表是马尔萨斯，并不是斯密。

　　问：你这本书上说，清政府好像也有一次向晋商[JinShang]借了钱。
　　韩：甲午海战之前，向晋商[JinShang]借白银100万两。不过这只是象征性的，因为它始终对于战争危机估计不足，准备也就不充分，由于没有一个[YiGe]动员全国、全民的战争财政机制，由于没有调动一切有利的战争资源，战败是必然的。这一点，康有为在《统筹全局疏》中讲得很清楚，统筹全局的意思是说：不能以财政的方式动员和调动全社会的资源，生产和贸易[MaoYi]再发达也毫无用处。从这个角度说，确实中国[ZhongGuo]的发展道路和欧洲[OuZhou]不一样。

　　问：有战争就有国债。才有之后的一系列金融体系。这种金融的逻辑并不被国内主流知识界认可，你也应该能感受到吧？
　　韩：我们在许多方面存在一些形而上学的认识，也有很多的一厢情愿。比如中国[ZhongGuo]历史上出现的“海禁”解释为文化封闭的原因。其实早在四十年代与郭沫若齐名的历史学家陶希圣，就系统指出因为中国[ZhongGuo]是银、铜很缺乏的国家[GuoJia]，海禁主要是为防止银铜流失海外，防止国内货币[HuoBi]短缺造成流动性缺乏。而回到现代金融体系的形成，主流知识界总愿意回避它是“危机”的产物。我们不妨看一个[YiGe]简单的事实：自15世纪以来，中国[ZhongGuo]是400年绵延的和平，而西方则是连续不断的民族危机和军阀战争，离开了普遍的战争和危机状态，完全不能解释现代金融制度在欧美的兴起，更不能解释西方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真实历史。

　　问：看你这本书发现，晋商[JinShang]的发展其实很被白银所伤。甚至整个中国[ZhongGuo]的命运转折，都被白银所伤。你有个观点：隆庆元年（1567年），明帝国开放“银禁”与“海禁”，通俗地说，这等于把帝国“央行”从北京搬到了拉美矿山。在你看来，此举甚至是中国[ZhongGuo]结束辉煌的十六世纪的转折点。
　　韩：那当然是。黄仁宇与日本学者滨下武志都是当今世界研究中国[ZhongGuo]明清史、特别是经济史的权威。他们都分析得很清楚。滨下武志指出：中国[ZhongGuo]是银缺乏的国家[GuoJia]，却选择了白银做货币[HuoBi]，竟然还持续了500多年，很荒谬。明清两朝败亡的教训很多，但一个[YiGe]长期被忽视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国家[GuoJia]发行信用（宝钞纸币）的努力失败之后，反而将货币[HuoBi]出路委之于海外白银进口，从此彻底丧失国家[GuoJia]货币[HuoBi]主权。

　　问：货币[HuoBi]主权意味什么呢？
　　韩：所谓主权货币[HuoBi]，就是指国家[GuoJia]发行的信用，它以国家[GuoJia]税收为基础，以国家[GuoJia]法律为保障，主权货币[HuoBi]既然是以国民税收来清偿和保证的，故只要建立起有效的国家[GuoJia]治理结构，得以支撑起清楚合理的税收制度，国家[GuoJia]就有发行信用货币[HuoBi]的保障。
　　用银做货币[HuoBi]，银又要海外进口。等于说货币[HuoBi]主权在外头。最主要的问题是银的产量会影响中国[ZhongGuo]经济。过去搞世界史的人研究发现，从1630年开始美洲白银的出口量减低了一半，但却没人研究这种锐减对于中国[ZhongGuo]，特别是对于1644年明朝的瓦解造成何种影响。同样的，1832年英国尝试金本位后，首先导致各种成色的白银都涌到中国[ZhongGuo]。又因为中国[ZhongGuo]纹银（也就是质地最好的银）被投机到印度去套利，劣制的银跟着进来，两者加攻，中国[ZhongGuo]的货币[HuoBi]体制在1840年之后逐步被攻垮了。

　　问：晋商[JinShang]的起落兴衰不幸处在这些阶段当中，是否可以这么认为，不论它如何制度创新，大的局面无力回天？
　　韩：实际上晋商[JinShang]的衰落首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交通方面。即首先是跟西伯利亚铁路修到了哈尔滨，原有的恰克图商道被废弃有关。晋商[JinShang]没有发行国家[GuoJia]货币[HuoBi]的权力，票号不过就是伴随长途贸易[MaoYi]而兴起的一个[YiGe]汇兑机构而已，它更没有发行国债的权力。这跟欧洲[OuZhou]意义上有货币[HuoBi]发行权、国债发行权的银行完全是两回事，把晋商[JinShang]票号说成现代金融业，纯属夸大其词。

　　问：最先进的最后反而最落后，颇有风水轮流转之感啊。
　　韩：最先进变成最落后，根源并不在市场、生产和贸易[MaoYi]，金融的落后显而易见。还有政治制度。中国[ZhongGuo]的问题是，唐朝以前，中国[ZhongGuo]基层事务采取的是行政基层承包制，一个[YiGe]县官下面几百个吏，事务都交他们。吏不拿国家[GuoJia]工资，就自己找钱。所以就变成“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吏中饱私囊，地方势力大得很。一盘散沙、腐败，就是这么造成的。

　　问：说到底，晋商[JinShang]之衰和中国[ZhongGuo]之衰有密切关联。但我仍然有疑问，如今其实是个西方资本主义运行并影响世界的一个[YiGe]局面。而“新左”知识分子群一直在质疑西方建立初起的合法性，反思欧洲[OuZhou]文明的本质，难道对它几百年来所建立起来的价值观与理论体系，都认为不可取吗？
　　韩：我们现在有三个学科很牛，但都存在问题：法学、经济学、文学。西方经济学当中包含的东西很多，比如货币[HuoBi]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制度学派、凯恩斯学派、发展理论，现在我们只讲市场、只讲古典经济学，这本身就是对西方经济学的阉割。同时，我们不能否认德国是欧洲[OuZhou]文明的一部分，但是经济学中很少讲德国历史学派，比如李斯特、罗雪尔、施穆勒、甚至马克斯•韦伯。包括福利学派，这样我们对欧洲[OuZhou]文明的理解很容易导致片面性，一个[YiGe]极端认为欧洲[OuZhou]就是靠它的文明，或者靠市场就变成今天这样，这种话他们敢在欧美的大学里讲吗？

 
　　问：《五百年来谁著史》，最开始读这本书，看到许多通常看不到的历史细节与观点，会觉得你在为一种流行的叙述纠偏。现在和你谈话，又觉得这个著字，还有另外一个[YiGe]含意，就是关涉未来中国[ZhongGuo]之路怎么走的诘问。我仍然觉得你书后的大同理想有种乌托邦式的浪漫，但是确实可以让人伫足想一想，今天，可不可能有一种中国[ZhongGuo]道路？
　　韩：亚当•斯密是在康乾盛世时发表的《国富论》，那时他就把中国[ZhongGuo]视为欧洲[OuZhou]学习的楷模。但到1840年以后，中国[ZhongGuo]却成了最惨的一个[YiGe]国家[GuoJia]，被帝国主义欺负得遍体鳞伤。五百年来的中国[ZhongGuo]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答案是否定的。晋商[JinShang]没有继续辉煌，也和国家[GuoJia]整个能力相关。传统中国[ZhongGuo]创造了生产、贸易[MaoYi]和市场的奇迹，但国家[GuoJia]却没有形成以国家[GuoJia]税收为抵押发行信用、进行融资的机制。
　　今天，全世界都把中国[ZhongGuo]崛起当做一个[YiGe]重要的话题，但是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这些讨论都有一个[YiGe]共同的缺点，就是缺乏历史的纵深和历史的视野。比如说，把中国[ZhongGuo]的崛起仅仅看做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结果，而不是1500年以来500年世界大势变化的结果。我做这本书，要强调的是：有了大历史，方有平常心，才有自信心。世界是变化的，危机也是契机。历史昭示着过去，也指示着未来。关键是我们要看清历史的来路。
　

据《北京晚报》

    来源：太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