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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梁启超看台湾:百姓为鱼肉 狡猾者为虎作伥--中国年鉴网(2)
他在来台之前,列举了十条亟待考察的问题,譬如:“台湾[TaiWan]隶属我国200年,每年收入不过60多万(指白银),后来渐渐加至200多万,日本[RiBen]人得到它仅仅10多年时间,年收入居然超过3800万,今年还可能增至4200多万。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如果内地能够学习到经验,贫穷还有什么好担忧的呢?”
还比如,他听说台湾[TaiWan]的农业水平,“冠绝全球”,而且他们的农事习惯与我们又是一致的,如果要寻求他山之石,还有比台湾[TaiWan]更合适的吗?
抱着如此殷切的期待而去,梁启超[LiangQiChao]在台湾[TaiWan]耳闻目睹的事情,却莫不让他失望。他看到殖民政府为了拓宽市区道路而肆意拆毁民房,致使许多人无家可归,风餐露宿。当年台湾[TaiWan]首任巡抚刘壮肃在台湾[TaiWan]修筑的台北故城已经被毁,只留下四个城门,夹杂在西式洋楼和日式木屋之间,令他心中十分苦闷。而往日的巡抚衙门,如今成了日本[RiBen]人统领的总督府,而总督在台湾[TaiWan]就好像帝王一样,独断专行。
另外,梁启超[LiangQiChao]还看到民众使用的一切日用品,无不是来自日本[RiBen],这是由于日本[RiBen]在台湾[TaiWan]大搞经济垄断,所有来自内地的货物因高额关税被排斥在外,因此,台湾[TaiWan]物价之贵世所罕见。
梁启超[LiangQiChao]此行最大的感触是,台湾[TaiWan]人在生计上所遭受的压迫,且永无摆脱之日。农历三月十三,梁启超[LiangQiChao]踏上归途,“归舟所满载者哀愤也。舟中西望故国,直不寒而栗耳。”
离去:精神火种
梁启超[LiangQiChao]本是一个流亡者,在台湾[TaiWan]却被看作故国的象征。台湾[TaiWan]遗老们与他接触,就好像与祖国接触一样,大家“感觉无上的荣光”。
遗老们压抑在胸中的悲愤,也随着梁启超[LiangQiChao]的到来,找到了宣泄的机会,更为林献堂这些有志之士增加了精神的动力。林献堂,被称作是台湾[TaiWan]“迷惘时代的掌灯人”,日本[RiBen]殖民台湾[TaiWan]期间,他是倡导台湾[TaiWan]民族运动的领头人,他一生不说日语、不穿木屐,坚持汉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
1907年,身为台湾[TaiWan]大地主之后代的林献堂首次去日本[RiBen]旅行,在奈良巧遇梁启超[LiangQiChao]。两人谈起台湾[TaiWan]人所受之不平等待遇,梁启超[LiangQiChao]认为:中国在三十年内无力帮助台胞争取自由,台胞不可轻举妄动作无谓的牺牲。
梁启超[LiangQiChao]劝告林献堂等人“不可‘以文人终身’,须要努力研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思想等学问。”他为他们开列日本[RiBen]书籍三十多种,以后又陆续开列了一百七十多本东西方名著。梁启超[LiangQiChao]认为,台湾[TaiWan]应该仿效爱尔兰对付英国的手段,与日本[RiBen]中央政府的政要建立密切的关系,通过他们来牵制台湾[TaiWan]总督府的统治,使得总督府不至于过分压制台湾[TaiWan]人。他的这番谈话,深深影响了林献堂,后来他从事民族运动时,也是采取温和路线的原则。可是,4年之后,梁启超[LiangQiChao]来到台湾[TaiWan],看到的情景是:在日本[RiBen]的高压政策之下,老百姓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而狡猾的人为求自保,为虎作伥,整体环境令人悲观绝望。
当时的台湾[TaiWan],除了老一辈的人以外,一般青年因受日本[RiBen]式教育,对于中国古文已不容易接受。学校里面,“除教授日语外,殆无内容可言”。而“一般父老除抱残守缺,诵读四书五经外,几乎不知道世间还有思想学问可供探讨”。梁启超[LiangQiChao]的到来,大大刺激了台湾[TaiWan]的年轻知识分子,什么‘主义、思想、目的、计划’等向来所未有的新名词在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中,大为流行”。
梁启超[LiangQiChao]此行为办报筹款而来,却分文未筹得。可后来,留日台湾[TaiWan]学生所创办的杂志如《台湾[TaiWan]青年》、《台湾[TaiWan]》等,大部分文章都是用梁启超[LiangQiChao]式的新文体进行写作。
辛亥年梁启超[LiangQiChao]台湾[TaiWan]之行,在一定程度上为台湾[TaiWan]的抵抗运动开启了一扇方法之门。而梁离台半年之后,国内的革命就推倒了三百年清王朝。
(本文撰写时参考丁文江等编《梁启超[LiangQiChao]年谱长编》、朱宗震著《1912中国宪政实验的台前幕后》等资料)
■梁启超[LiangQiChao]轶事有公敌而无私见
梁启超[LiangQiChao]以政治为业,为人率真诚恳,有公敌而无私见。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对此,梁启超[LiangQiChao]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回眸与追忆 梁启超[LiangQiChao]的惟一一次文学尝试
●许知远(作家)
出版于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是现代中国第一部政治幻想小说,也是梁启超[LiangQiChao]一生中惟一的文学尝试。
这本如今很少被阅读的作品,富有预见性地奠定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主要基调:在一个富有竞争性的民族国家时代里,中国如何建国、赢得独立与尊重。按照文学评论家李欧梵的观点,它很可能是中国惟一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建国小说,它提供了一个国家生长所需要的神话,而这神话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国家的强大压倒了任何其他目标。
■梁启超[LiangQiChao]辛亥言论
九月十六(阳历11月6日),梁启超[LiangQiChao]由日本[RiBen]乘天草丸返国,返国前三日致徐君勉书:
此次政治革命之成功,颇出意外也。惟拨乱反正之大业,终未能责诸旦夕,非躬赴前敌,难奏全功。幸资政院已握一国实权,而议员大半皆同志,仆此行必当有所借手也。和袁,慰革,逼满,服汉,大方针不外此八字,望以告各同志。
九月二十六(阳历11月16日),袁世凯组阁,以梁启超[LiangQiChao]为法律副大臣,梁致书袁世凯请辞:
袁宫保鉴:阅东报,见新内阁员以超滥竽,且疑且骇,超庸愚,何足赞鸿猷,备员伴食,于国于公,两无所裨,谨坚辞。深负雅意,无任惭悚。顾窃欲进一言者,祸变至此,今后戡乱图治,必须视全国民多数意向,虽有非常之才,苟拂舆情,终无善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