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蒋介石[JiangJieShi]的政体，就如王奇生先生所揭示的：将军队放在党上，将党放在国上，“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的政治[ZhengZhi]体制。铁板钉钉，做再多的辩解也没有用。

本文摘自《东方早报》2011年3月13日B06版，作者：李天纲，原题：《党国一体的“先行者”》

　　1956 年12月1日，《苏俄在中国[ZhongGuo]：中国[ZhongGuo]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由国民党[GuoMinDang]“中央文物供应社”印行，署为“蒋中正”。这是一部有时代意义的书，作者蒋介石[JiangJieShi]想借此做一个政治[ZhengZhi]交代。当年，蒋介石[JiangJieShi]虚岁七十；当天，他和宋美龄结婚三十周年。古稀之年，珠婚之庆，落到了在台湾一隅偷安的地步。惊魂稍定，困境当前，岁月无多，思绪泛起。在本书题志中，蒋介石[JiangJieShi]写道：“岁月如矢，革命[GeMing]未成，今年已是我七十初度，今日又是我夫妇结婚三十年纪念。我夫妇于此共同检讨以往之工作，其间最感惶恐不能安于心者，就是对我二位先慈报国救民之遗训未能实现其一二，迄今大陆沉沦，收复有待……”

　　蒋介石[JiangJieShi]一贯以“革命[GeMing]家”自任，满口大话、空话、套话，在这部反思作品中，又说了不少假话。在中苏关系中再思“中国[ZhongGuo]之命运”，本是要清理国民党[GuoMinDang]和苏俄三十年复杂经历。蒋介石[JiangJieShi]用本书与苏俄切割，向民主国家联盟表白“自由中国[ZhongGuo]”，试图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中寻找生存空间。《苏俄在中国[ZhongGuo]》结尾说：全书“检讨了政府和我个人在反共斗争中的错误和缺失，及其对国际国内所发生的形势与影响”。理应检讨一下自己[ZiJi]。然而，全书的基调，基本上不是承认错误、反省历史，而是竭力辩白。蒋介石[JiangJieShi]辩白自己[ZiJi]如何具有“先见之明”，甚至抵制孙文、廖仲恺的主张，一贯地抗拒苏联和斯大林的压力，坚持国民党[GuoMinDang]独立路线。蒋介石[JiangJieShi]说的是假话，只要循着本书他自己[ZiJi]的叙述，就可以知道他是中苏密切关系的直接当事人。国民党[GuoMinDang]努力模仿的苏式专制体制，正是通过蒋介石[JiangJieShi]本人建立的。

　　中国[ZhongGuo]近代史上的“革命[GeMing]家”们，不断变更着自己[ZiJi]的政治[ZhengZhi]理想。“戊戌变法”（1898），搞的是“君主立宪”，保皇维新，那是“以英为师”；“辛亥光复”（1911）时，搞的是“共和革命[GeMing]”，流血起义，那是“以法为师”；“十月革命[GeMing]”（1917）以后，“苏维埃社会主义”震惊世界，不少追求新思潮的年轻人主张模仿，遂行“以俄为师”。二十世纪初年，中国[ZhongGuo]已经[YiJing]开始了“政党政治[ZhengZhi]”的现代实践，“五四”一代的年轻知识分子都往社团、盟会、党派方向努力，认为只要找到一个最先进的理念，组建一个最有力的政党，就可以建成一个最强大的国家。“以英为师”、“以法为师”、“以日为师”、“以德为师”，乃至最后“以俄为师”，都是受此思潮的左右。1923年，临近晚年的孙文注意到这个新思潮，又一次改变自己[ZiJi]的策略，主张“联俄容共”，学习苏联。此后，中国[ZhongGuo]国民党[GuoMinDang]和中国[ZhongGuo]共产党一起，变成了一个苏俄体制的政党。这一历史过程，本来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蒋介石[JiangJieShi]却在1950年代的辩解中推脱得一干二净。

　　政客们是当事人，利益牵扯，说话常常不可信，需要认真鉴别。事过境迁，学者们根据历史资料、档案文献客观公正地加以研究，得到的结论就比较可靠。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ZhongGuo]国民党[GuoMinDang]的组织形态》，用很细致的清理，说明了国民党[GuoMinDang]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作者认为国民党[GuoMinDang]是“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的结论，比蒋介石[JiangJieShi]《苏俄在中国[ZhongGuo]》洗刷开脱的说法，要中肯得多。国民党[GuoMinDang]和苏维埃主义有亲缘关系，这很明显。王奇生据俄共档案查实，1923年3月8日俄共中央政治[ZhengZhi]局落实《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俄国援助”，决定拨给两百万墨西哥银元时，含有按照布尔什维克模式把国民党[GuoMinDang]改组成兄弟党的条件（参见第7页）。“卢布”，主要给了国民党[GuoMinDang]，这才可以解释为什么从1920年代到1940年代，苏联的对华政策一直青睐国民党[GuoMinDang]，甚于属意共产党。国民党[GuoMinDang]是由苏联专家改组的，因为势力大，被寄予了更多的希望。

　　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是一部非常值得推荐的著作，他揭示了近代历史上一个很容易被遮蔽的侧面——国民党[GuoMinDang]曾经的苏俄特征。这部书着重历史清理，条分缕析，丝丝入扣，读起来有点像是一部探案小说，引人入胜。根据他的查考，《中国[ZhongGuo]国民党[GuoMinDang]总章》（1924）和《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章程》（1919）在“党员、党的组织机构、中央党部、地方党部、基层组织、党的纪律、经费、党团等几个主要部分，其基本结构非常相似，大部分条文几乎类同”（第14页）。原因无他，是“政治[ZhengZhi]顾问”鲍罗廷（Michael Borodin, 1884-1951）起草的而已。这个章程的特点，是“将党放在国上”（孙文语）。因为“俄国完全以党治，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改进”以后的国民党[GuoMinDang]，“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见第21页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