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天白曾回忆起第一次见张治中的印象：第一次见他，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值冬天，他穿着一件狐皮袍子，长得很漂亮，讲话非常生动、幽默。对年轻人很爱护，教我们怎样做学问，怎样修身养性。他讲话的题目是“修养七件事，行为两戒条”。七件事包括天天看报纸、听广播、看名人传记等等。两戒条，一个是戒骄，一个是戒惰。在我看来，他不像身经百战的将军，更像教书的。他始终未忘记幼年的困苦，抖了抖狐皮袍子说：“我住在南京，那里华洋杂处，我穿这个是为顾及国体，一个上将如果穿一身土布，就会显得过分特殊。国际人士看来也不雅。”

　　加中国共产党，并向周恩来[ZhouEnLai]提出了申请。周恩来[ZhouEnLai]十分高兴地说：“我个人表示欢迎，但要请示组织后才能给你回话。”过了一些时候，周恩来[ZhouEnLai]回复说：“‘中共[ZhongGong]’方面当然欢迎你入党，不过，你的目标较大，‘国共’两党曾有约，‘中共[ZhongGong]’不吸收国民党[GuoMinDang]的高级干部入党。此时你加入中共[ZhongGong]恐有不便，不如稍等适当时机为宜。”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作为国民党[GuoMinDang]要员的张治中言论激烈。到1925年夏，他“言论和态度，都被‘右派’所看不惯，”因此被“右派”视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把和张治中关系密切的邓演达、恽代英、高语罕称为“黄埔四凶”。

　　“周总理和我父亲[FuQin]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他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期’。”张一纯回忆起周恩来[ZhouEnLai]与父亲[FuQin]的往事，思绪一下子回到了1989年。

　　这年的春天，邓颖超邀请张治中子女去做客，她对张一纯说：“你父亲[FuQin]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我们这位老大哥喜欢开玩笑，他讲笑话，别人哄堂大笑，可他自己却一点儿也不笑。”

　　邓颖超举例说，“1925年我同恩来在黄埔军校结婚，那时恩来是政治部主任，你父亲[FuQin]是新兵团团长。我们结婚很保密，除了你父亲[FuQin]，别人谁也没告诉。谁知你父亲[FuQin]一定要请客，他安排了两桌酒席，找了几个会喝酒的人来作陪。那次他自己一口酒都没喝，却把恩来灌醉了。最后他找来卫兵把恩来抬回去，直到第二天，恩来的酒也没醒。这件事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自此，周张之谊即便在“国共”两党尖锐对立、武装斗争十分激烈的情况下，也从未中断过。

　　“北伐战争”开始后，张治中为了能够使“国共”两党合作如初，避免破裂，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JiangJieShi]建议由周恩来[ZhouEnLai]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但最终没有得到蒋介石[JiangJieShi]的同意。每想及此事，张治中“始终认为北伐的统帅部没有周参加，是一大损失，”“也是导致‘国共’两党破裂的主要因素之一”。

　　当北伐军到达衡阳后，张治中又一次提请蒋介石[JiangJieShi]：会师武汉以后，“对两党问题要请你特别注意，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来保持两党的合作，不能使它破裂！”

　　1928年秋，张治中出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要职。在黄埔军校的10年间，张治中5次离校率兵参战。其中一次就是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

　　“一二八”主动请战，留遗书赴前线

　　1932年1月28日深夜，驻沪日军借口一名日军失踪，向上海第19路军发起猛攻。以蒋光鼐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的19路军主动回击，“一二八”淞沪抗日的战幕惨烈揭开。

　　此时，蒋介石[JiangJieShi]已经退职下野。1月29日晨，蒋介石[JiangJieShi]获知事变颇为意外，他在日记中说：“闻昨日对上海日领事要求已承认，彼已满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冲突也。”同时，蒋介石[JiangJieShi]判断“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

　　他发出一道通电，电文中称：

　　“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际，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与此破坏和平，蔑信义之暴日相周旋。”

　　此时，身在南京的国民党[GuoMinDang]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心急如焚，他说：“中央部队散在各地，而因蒋下野，群龙无首，一时未易集中。”

　　同时，他对十九路军的处境十分清醒：十九路军孤军在沪作战，决不能久持，应该予以增援。

　　2月初，蒋介石[JiangJieShi]在浦口会晤张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