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有鉴于学者的呼吁，国民政府及时制定了“战时需作平时看”的办学方针：“我国高等教育[JiaoYu]本不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JiaoYu]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KangZhan]建国之计，原有教育[JiaoYu]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谢克欧：《科学与国防》，桂林国防出版社1941年版，第43页）

　　本文摘自：《科技日报》2011年3月22日第12版，作者：赵欣（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博士），原题：《抗战[KangZhan]时期文人如何对待国防教育[JiaoYu]》

　　全面抗战[KangZhan]爆发后，全国广大文人认为：抗战[KangZhan]时期的教育[JiaoYu]必须要突出战争的主题，必须要为自身设定十分明确的目标和宗旨，其途径就是要紧贴抗战[KangZhan]军事斗争实践，“由组织到集体行动，同时实行集体生活的自我教育[JiaoYu]，执行自觉纪律，以达教育[JiaoYu]训练之目的”。抗战[KangZhan]教育[JiaoYu]不是只看到目前的需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权宜之计，而必须根本改革中国过去那些自私自利、柔弱腐化、读书做官的个人主义的教育[JiaoYu]制度，要借抗日战争这一非常历史时期，树立起一个适应现代抗战[KangZhan]需要的集体主义的新的教育[JiaoYu]体系。

　　抗战[KangZhan]教育[JiaoYu]目标为训练民众、改造军队

　　大力鼓吹与推行战时军事教育[JiaoYu]是这一时期教育[JiaoYu]界文人所首先关注的。他们普遍认为：抗战[KangZhan]时期的教育[JiaoYu]必须要突出战争的主题，必须要为自身设定十分明确的目标和宗旨，也就是要为造就千百万合格的抗战[KangZhan]大军而不懈努力。

　　抗战[KangZhan]教育[JiaoYu]要着重战争实践，避免空谈

　　既然抗战[KangZhan]时期中国的教育[JiaoYu]主旨是“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革新行政，改造军队，保障民族革命战争之最后胜利”，那么，这种教育[JiaoYu]就必须是要紧贴抗战[KangZhan]实践的，而不是坐而论道、夸夸其谈。当时教育[JiaoYu]界人士清醒地指出：实际上中国的战时教育[JiaoYu]距离这种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例如，在高等教育[JiaoYu]层次上，甚至“现在还没有抗战[KangZhan]的教育[JiaoYu]”（钱诒士：《动员笔记》，文摘社1938年版，第29—30页）：在中小学教育[JiaoYu]的层次上，抗战[KangZhan]教育[JiaoYu]也并未得到高度的重视（钱诒士：《动员笔记》，文摘社1938年版，第31页）；在社会教育[JiaoYu]层次上，抗战[KangZhan]教育[JiaoYu]的计划与具体步骤都十分缺失（沈志远：《文化的抗战[KangZhan]与抗战[KangZhan]的文化》，《半月》1937年第一期）。

　　总之，全面抗战[KangZhan]爆发后，中国的战时教育[JiaoYu]现状正如李公朴所总结的那样：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民族生死存亡大决战的非常时期，然而我们所受的教育[JiaoYu]，却与战争毫不相关。我们要想尽量的参加各种后援工作，然而不重要的课程却束缚住了我们；我们要想学习活的教育[JiaoYu]，活的知识，然而目前考试求学分的课程却不能满足我们；我们要热烈的紧张的生活，然而眼前的学制体系却要我们读死书、死读书。抗战[KangZhan]已经开始了三个月，然而我们的精力、时间都还在背公式，读古典，应考试！到今天，我们已经没法忍受了！”（李公仆：《抗战[KangZhan]教育[JiaoYu]的理论与实践》，汉口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