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1日，毛泽东[MaoZeDong]亲笔复信郭沫若[GuoMoRuo]：“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郭沫若[GuoMoRuo]收到毛泽东[MaoZeDong]手书后，自是大喜过望。只是，对于毛泽东[MaoZeDong]提议他写的研究太平军经验的文章，后因种种原因未能成文。为此，他曾多次表示，未能完成毛泽东[MaoZeDong]的嘱托，真是一件遗憾的事。

　　1945年春，郭沫若[GuoMoRuo]就跟一位与他亲近的青年说，他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MaoZeDong]，这不仅因为毛泽东[MaoZeDong]已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更因为他对毛泽东[MaoZeDong]的才华和人格力量的“崇拜”。后来情况又有了变化，他又把对毛泽东[MaoZeDong]的“崇拜”和对共产党的态度融在了一起。1949年1月，沈阳各界举行欢迎从香港归来的民主人士大会。会上，郭沫若[GuoMoRuo]公开表示，今后要“以毛泽东[MaoZeDong]主席的意见为意见”。开国大典时，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无党派人士给毛泽东[MaoZeDong]献锦旗，锦旗上大书：“我们永远跟你走”。

　　1949年10月，中国历史又完成了一次阶段性的巨变。对于郭沫若[GuoMoRuo]来说，这也是一次阶段性的巨变，不过，它带有二重性质。郭沫若[GuoMoRuo]的社会地位达到了一位学者知识分子当时可能达到的顶峰：政务院副总理、全国文联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然而，他的人格形象却急遽地下滑，正负两极的增长同时出现。

　　建国以后，在毛泽东[MaoZeDong]领导文化工作取得的成就中，有郭沫若[GuoMoRuo]紧跟执行的一份；毛泽东[MaoZeDong]在文化政策中“左”的错误与影响，郭沫若[GuoMoRuo]也跟着有他自己的一份。有时他也有迟疑和困惑，由于对毛泽东[MaoZeDong]政治上的信服，立即打消疑虑，往往还自责自己，是否思想跟不上，以检讨开始作为自己的表态。1953年11月，郭沫若[GuoMoRuo]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号召文化学术界各部门、每个人都要“毫无例外地参加到”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斗争中去。1954年的“批胡适”，郭沫若[GuoMoRuo]是排头兵。1955年的“反胡风”，郭沫若[GuoMoRuo]以全国文联主席的身份，充当了这场斗争的急先锋。

　　1958年“大跃进”时期，时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GuoMoRuo]，他的文学创作，多为配合政治形势。从他的诗歌，可窥一斑。在《迎春序曲》中，他高昂地呼喊：“赶上英国只需要十五年，农业纲要七年就可实现；一个大跃进连着一个大跃进，英雄气概可以覆地翻天。看吧，要把珠穆朗玛铲平！看吧，要把大戈壁变成良田！劳动人民历来就是创世主，在今天更表示了他的尊严。”

　　“文革”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郭沫若[GuoMoRuo]的新作《李白与杜甫》，标明了他“扬李抑杜”的观点。而在此之前，郭沫若[GuoMoRuo]对李白、杜甫本来有过公正的评价。1953年4月，郭沫若[GuoMoRuo]为杜甫纪念馆的题联是：“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1963年春，郭沫若[GuoMoRuo]为李白纪念馆的题联是：“酌酒花间磨针石上；倚剑天外挂弓扶桑”。

　　那么，郭沫若[GuoMoRuo]的态度为何来了一个逆转？这就要说到毛泽东[MaoZeDong]。毛泽东[MaoZeDong]最喜欢“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三李”中又最喜欢李白。对杜甫的诗，毛泽东[MaoZeDong]一向不甚喜爱。1958年1月，在为大跃进作舆论准备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MaoZeDong]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在游杜甫草堂时，毛泽东[MaoZeDong]以不甚欣赏的口吻，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毛泽东[MaoZeDong]尤其不满学术界“扬杜抑李”的倾向，要翻这个案。一向紧跟毛泽东[MaoZeDong]的郭沫若[GuoMoRuo]，便响应号召，写了扬李抑杜的《李白与杜甫》。

　　在“文革”爆发的前夜，郭沫若[GuoMoRuo]已经感到了山雨欲来。1966年4月14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上即席做了自我检讨，他公开宣布要“焚书”：“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好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讲，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经过毛泽东[MaoZeDong]的批准，4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GuoMoRuo]的这篇检讨。5月5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全国各报也都相继转载。郭沫若[GuoMoRuo]的奇文一经公开发表，国内知识分子瞠目结舌，国外舆论更是一片哗然：中国要“焚书坑儒”，中国第一文豪郭沫若[GuoMoRuo]支持焚书坑儒。郭沫若[GuoMoRuo]的个人形象、中国的国家形象受到了难以估量的伤害。

　　郭沫若[GuoMoRuo]曾写过歌颂斯大林和毛泽东[MaoZeDong]的诗。他对毛泽东[MaoZeDong]的诗词可谓顶礼膜拜。1965年2月，郭沫若[GuoMoRuo]为《光明日报》刊登毛泽东[MaoZeDong]《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的墨迹而写了一篇诠释文章《“红旗跃过汀江”》。其中说，“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为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

　　如果说郭沫若[GuoMoRuo]对毛泽东[MaoZeDong]崇拜是发自内心的，那么他在“文革”初期对江青的歌颂则完全是溜须拍马。1966年6月5日，由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MaoZeDong]《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闭幕。郭沫若[GuoMoRuo]致闭幕词，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在向毛泽东[MaoZeDong]表忠心之后，郭沫若[GuoMoRuo]仍感意犹未尽，以他特有的政治嗅觉向在“文革”中刚刚开始出头露面的江青即席朗诵了新作《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大拍旗手马屁：“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MaoZeDong]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郭沫若[GuoMoRuo]原来是尊孔的。“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是一个响亮的口号，对此，郭沫若[GuoMoRuo]却有不同看法。他在给宗白华的信中说：“孔子这位大天才要说他是政治家，他也有他的‘大同’底主义；要说他是哲学家，他也有他的‘泛神论’底思想；要说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底动态的教育原则；要说他是科学家，他本是个博物学者，数理的通人；要说他是艺术家，他本是精通音乐的；要说他是文学家，便单就他文学上的功绩而言，孔子的存在，便是难推倒的：他删《诗》《书》，笔削《春秋》，使我国古代文化有系统的存在，我看他这种事业，非是有绝伦的精力，审美的情操，艺术批评的妙腕，那是不能企冀得到的……要说孔子是个‘宗教家’、‘大教主’，定要说孔子是个中国的‘罪魁’、‘盗丘’，那是未免太厚诬古人而欺示来者。”

　　40年代，郭沫若[GuoMoRuo]发表了《十批判书》，更是系统地表达了肯定孔子思想的观点：“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成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级中的先驱者”，“孔子的立场是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郭沫若[GuoMoRuo]的《十批判书》猛烈鞭挞秦始皇焚书坑儒，对秦实施郡县制评价也不高，还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奴隶制的回光返照”。另外，这本书还赞扬孔子进步，“代表人民利益”。当时，他提出这些见解，一方面出于他原有的学术信念，同时也是有意用秦始皇来影射蒋介石，批评蒋介石的独裁政治。

　　当时，毛泽东[MaoZeDong]也认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不赞成简单地打倒孔家店。但建国以后，毛泽东[MaoZeDong]的观点有了变化，愈来愈明确地肯定秦始皇，否定孔夫子。1964年6月，毛泽东[MaoZeDong]说：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的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MaoZeDong]说：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赞成说他代表奴隶主、旧贵族的观点，不赞成说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因此郭老的《十批判书》崇儒反法，我也不那么赞成。70年代，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MaoZeDong]又说：林彪骂我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他还说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毛泽东[MaoZeDong]对儒法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郭沫若[GuoMoRuo]，他开始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观点。原先他曾把中国古代社会奴隶与封建制的分期放在秦汉之交，50年代，他改为春秋战国之交。这样，秦始皇就不再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代表，而成为新兴封建阶级的代表。同时，他还为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暴政的统治者商纣王、曹操、武则天等一一翻案，以呼应毛泽东[MaoZeDong]的思路。

　　但是，直至“文革”中，他还没有来得及完全把自己的观点由尊孔变为反孔、由反秦变为尊秦。到“批林批孔”运动时，毛泽东[MaoZeDong]还是把他当成了赞成孔夫子、反对秦始皇的代表。1973年7月4日，毛泽东[MaoZeDong]曾对人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随后，在1974年1月25日召开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作了发挥：“郭老的功勋是很大的，这点应该同志们知道。他这个《十批判书》是不对的。”“他对待孔子的态度，同林彪一样。”

　　1973年5月，毛泽东[MaoZeDong]写了一首五言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当然，对于郭沫若[GuoMoRuo]本人，他还是保护的，“批林批孔”时，他还特别嘱咐谢静宜：别批郭老啊！

　　面对一言九鼎、对自己又批又保的毛泽东[MaoZeDong]，郭沫若[GuoMoRuo]只得小心迎合，作诗表态。他以《春雷》为题，作七律：“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就这样，郭沫若[GuoMoRuo]一生对孔子的基本见解，转了个180度大弯儿，他对秦始皇的批判也完全抛弃了。只是在张春桥到他家当面指责他抗日战争时的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时，他才为自己的初衷作了辩解：“我当时是针对蒋介石的。”

　　10月12日，郭沫若[GuoMoRuo]在病中听了华国锋关于粉碎“四人帮”讲话的传达，心情极为振奋。10月21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郭沫若[GuoMoRuo]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郭沫若[GuoMoRuo]晚年虽然担任了许多高级职务，成为文艺界的领袖，但是他的内心并不舒畅。曾有人指出：“郭老晚年表面上地位显赫，实际上并无尊严。否则，年轻时曾经呼唤凤凰在烈火中再生，到暮年何必如此阿谀？”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GuoMoRuo]病逝。在他病逝前几天，周扬到病房去看他，并称赞他是“新中国的歌德”，郭沫若[GuoMoRuo]开心地笑了。在郭沫若[GuoMoRuo]之后，经历了思想解放的中国再没有人为树立文化界领袖的做法，这是时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