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作为“皇帝”必不可少的摆设而新选的牺牲品——谭玉龄，经北京一个[YiGe]亲戚的介绍，成了我的新“贵人”。

　　她原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个[YiGe]初中的学生，和我结婚时是十七岁。她也是一名挂名的妻子，被我像一只鸟儿似的养在“宫”里，一直养到一九四二年死去。

　　她得的病，据中医诊断说是伤寒，医生[YiSheng]并不认为是个险症，我也知道[ZhiDao]，中医对伤寒是有把握的。后来[HouLai]，我的医生[YiSheng]黄子正介绍了市立医院的日本[RiBen]医生[YiSheng]来治，吉冈表示“不放心”，破例地搬到宫内府的勤民楼里来住，说是要“照料”。日本[RiBen]医生[YiSheng]来了，给谭玉龄诊断说是颗粒结核，在进行治疗的第二天，她突然死去了。

　　令我奇怪的是，日本[RiBen]医生[YiSheng]一开始治疗，表现得非常热心，在她身边守着她，给她打针，让护士给她输血，一刻不停地忙碌着。这时吉冈突然出现了，他把日本[RiBen]医生[YiSheng]找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关上门谈了很久时间的话。正当医生[YiSheng]忙着治疗，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必须在这时候要谈，而且谈得这么久呢？更奇怪的是，那个热心的日本[RiBen]医生[YiSheng]走出了那间屋子，再也没有了原来的治疗热情，没有再忙着注射、输血，而变成了沉默而悄悄的。吉冈这天在勤民楼里整夜不住地叫日本[RiBen]宪兵给病室的护士打电话，讯问病况。这样过了一夜，次日一清早，随侍报告我说：“贵人殡天了！”

　　她的死讯我刚听到不久，吉冈就来了，说他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我吊唁，并且立即拿来了关东军司令官的花圈。我心里越发奇怪，他们怎么预备得这么快呢？

　　由于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得回想起谭玉龄的生前，她是时常和我谈论日本[RiBen]人的。她在北京念过书，知道[ZhiDao]不少关于日本[RiBen]人的事，也说了不少学校里的抗日活动的事。自从德王那件事发生后，我有时疑心德王乱说，有时又不能不疑心日本[RiBen]人是用什么玩意儿偷听了我们的谈话。谭玉龄死得奇怪，我就又想起了这些事。

　　吉冈在谭玉龄死后不久的一个[YiGe]举动，更叫我相信，即使不是[BuShi]吉冈偷听了什么，她的死还是和关东军有关。吉冈的这件引人疑心的举动，就是他太快地给我拿来了一堆日本[RiBen]姑娘的相片，让我选妃。

　　我拒绝了。我说谭玉龄刚死，我很悲痛，无心谈这类事。他却说，正是因为要解除我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为我办好这件大事。我只得又说，这确是一件大事，但总得要合乎自己[ZiJi]的理想，能谈得来，不能这样草率地决定，此外语言不通，也是个问题。

　　“语言通的，嗯，这是会满洲语言的，哈！”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说：“民族是不成问题的，但习惯上理想上总要合适才好。”

　　我是拿定了主意，绝不能要个日本[RiBen]妻子。这不是[BuShi]等于在我床上安上个耳目吗？这话不好明说，只好推三推四，找各式借题来抵挡他。

　　这个御用挂，真像挂在我身上一样，使我无法摆脱他。他死皮赖脸，天天纠缠我，我怕把他惹恼，又不好完全封口。后来[HouLai]他明白我是不要日本[RiBen]人的，也许关东军有了别的想法，吉冈又拿来了一些旅大日本[RiBen]人办的学校的中国女生的相片来。我后来[HouLai]在这批相片里，也挑出了一个[YiGe]对象，可是我二妹提醒我说，这是日本[RiBen]人训练好的，跟日本[RiBen]人还不是[BuShi]一样吗？我一想也对，又推回去了。吉冈催问我的时候，我就推说还没挑上中意的。当然，这样总拖也不是[BuShi]办法，我又怕总不挑出一个[YiGe]，也许关东军硬做主给我指定一个[YiGe]，那时我还不是[BuShi]也得认账？我忽然想出一个[YiGe]办法，就是挑一个[YiGe]年岁幼小的，文化程度也低些的，也就是说，要一个[YiGe]孩子[HaiZi]。这样的对象，即使日本[RiBen]训练过，也还好对付，只要我功夫做好，还会把她训练回来呢。这个办法我认为不错，于是向吉冈说了，我要一个[YiGe]小学的，十四五岁的。

　　就这样，一个[YiGe]后来[HouLai]被称做“福贵人”的十五岁的孩子[HaiZi]，成了第四名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