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长兴记得，周立波与他的接触是以一声“小鬼”开始的——这个[ZheGe]称呼曾引得他老大不高兴，直到明白这个[ZheGe]“小鬼”是种亲切的称呼，不是“阎王小鬼”的意思，才慢慢接受。

　　日后以“进步青年农民[NongMin]”形象出现在小说和电影里的郭长兴，确实与村里的地主[DiZhu]“韩老六”有阶级仇恨：他们[TaMen]全家8口人租种了韩家的地，耿直的父亲因为得罪了地主[DiZhu]而被抓劳工，死在工地上。没过多久，全家人又染上了伤寒病，母亲和妹妹病死。郭长兴好不容易从伤寒病中挺过来，又被韩老六以“地不能租给绝后户”的理由收走了土地[TuDi]，让绝望的他差点走投无路。

　　即便如此，在村里第一次开批斗会的时候，郭长兴却和大多数人一样一言不发。“‘郭孩子’，你咋不说话？”会后，周立波叫着郭长兴的昵称，笑着问他。

　　“韩老六的家里人，五亲六眷，三老四少，都在场里吹胡子，瞪眼睛，大伙谁还敢说话？我个人说说顶啥用？”郭长兴回答。

　　这是土改队员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在《暴风骤雨》的开头，周立波就笔致饱满地写下：工作队的到来，确实是元茂屯翻天覆地的事情的开始。靠山的人家都知道，风是雨的头，风来了，雨也要来的。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旧秩序并没有在暴风骤雨下被骤然清理得荡然无存，土改队进村的头一枪就放了个“哑炮”。这后来被周立波用写实的语言记述在小说里。

　　1947年12月，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开始在《东北[DongBei]日报》连载。十天之后，周立波收到了一封由《东北[DongBei]日报》副刊部转寄的读者来信，署名霜野。

　　在信中，霜野先是提出了《暴风骤雨》里几处文字语言的细微错误，之后摘录了小说的几个段落，对情节提出了质疑。

　　被霜野批评的段落出现在《暴风骤雨》的第三节。在小说中，以萧祥为队长的土改工作队来到元茂屯进行土改。刚到村里就召集全村人开了个大会，结果会议[HuiYi]完全失败——只来了些老幼妇孺，而且没过多久就各自找借口纷纷溜走了。

　　……戴黑毡帽的老头又说：“……请同志们原谅，我得先走一步，明儿还着忙脱坯。”

　　看着黑毡帽走了，白胡子也说：“同志我也告个罪，先走一步……”说罢也走啦。往后有的说明儿要去拔土豆子的，有的说要去钉马掌的，也有的说要赶着拿大草的。有一个人说，家里媳妇坐月子，明儿不亮天，自己得起来做饭。一个一个的、三三两两的，都说着，往回走了。

　　……赶车的老孙头看这种情形，生气的说：“都是些个满洲国的脑瓜子。”但瞅没有人看见，他也溜走了。

　　“这个[ZheGe]开会的方式写得不太对头。”霜野在来信中说，“我的主观认识是，这个[ZheGe]会不可能开得这个[ZheGe]样子——溜得落花流水。在未开辟工作的地区，初次召集一个群众会，他决不敢说，我有什么事儿，我有什么什么事儿，而一个一个的都溜了。”

　　“如果看出这是地主[DiZhu]的一种诡计，一种花招，而不是把这个[ZheGe]大会当做一个群众真正起来的大会，就不会觉得：‘这个[ZheGe]开会的方式写得不大对头’了。”周立波在回信里解释说，他不能同意霜野对第三节的意见，“打垮几千年的封建，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一些实际经验不多的知识分子，常常把这当作简单容易的事情，因此常常上了当碰破了头。”

　　在位于尚志市元宝[YuanBao]镇的《暴风骤雨》纪念馆里，工作人员张宇给记者展示了这两封信，虽然信件内容上讨论的是小说的情节设计，却依然能从中看出当年土改时的艰难与曲折。

　　土改工作队员们发现，农民[NongMin]过着贫困的生活，但他们[TaMen]却认为自己种了地主[DiZhu]的土地[TuDi]，是地主[DiZhu]养活了自己。要想发动群众闹土改，就必须让他们[TaMen]认识到这种思想的荒谬。于是土改工作队员们召集村里的农民[NongMin]开大会。没想到，来开会的农民[NongMin]寥寥无几。后来，他们[TaMen]一打听，地主[DiZhu]为了捣乱，请了戏班子进村，农民[NongMin]都去看二人转了。

　　“多给老百姓一些好处”

　　土改时期第一任元宝[YuanBao]区工委书记韩惠记得，元宝[YuanBao]屯人阶级意识的萌发，是从工作队同他们[TaMen]的“唠嗑”中开始的。

　　韩惠当时只有22岁，年轻有朝气，但是缺少实战经验。萧洪达和周立波等队员多次举办积极分子训练班，通俗地讲解是贫苦农民[NongMin]养活了地主[DiZhu]的道理，使他们[TaMen]懂得，只要农民[NongMin]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推翻地主[DiZhu]阶级在农村的统治，有力量解放自己。

　　当时，村里一共有446户人家，有一半都是一人一户，这些人大都是日本鬼子清沟时并进来的单身汉、散兵游勇和关内跑来的光棍，他们[TaMen]一身力气，却两手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