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下党提供的情报，保安[BaoAn]处侦察部（当时的部长[BuChang]是卜鲁，我已到执行部工作[GongZuo]）立即逮捕了这3个人。但在审问时却出了麻烦，张醒是一言不发，一字不露，卜鲁性急之下，用电话线给他通了电。这一下，他更是顽固对抗到底了，押了他一个[YiGe]月的时间，什么情况[QingKuang]也没了解到，搞得卜鲁毫无办法。在这种情况[QingKuang]下，将张犯交执行部审问。鉴于前面工作[GongZuo]的教训，我对张犯采取了迂回的战术，用软化的方法套取口供。恰好，我保安[BaoAn]处邮政检查科长周越华同志[TongZhi]也是黄埔六期毕业的学生。我首先通过周越华同志[TongZhi]摸清了黄埔六期毕业班的情况[QingKuang]，然后有意增加与张醒接触的机会。提审他时，我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而且一概不涉及他的案情，只谈一般的情况[QingKuang]、到延安[YanAn]后的看法等无关紧要的问题。为了表示对他的关心，有时我故意装成兴奋的样子，搞点菜饭给他吃。时间一长，张犯不仅放松了对我的戒备，而且急于想进一步摸清我的身份。在一次谈话中，他突然问我：

　　“陈部长[BuChang]，我过去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我心中一喜：我和你周旋了一个[YiGe]多月的时间，就是要你先说出这句话。但我表面上装得一切了然的样子，说：

　　“当然见过，你不是黄埔六期的学生吗？你在高年级队，我年岁小，在低年级队。”

　　“那你老弟怎么到了这里？还混得不错呀！”张醒又试探着问我。

　　“老兄取笑了！我是被俘过来的。你知道四次围剿吗？当时我在陈时骥师长（国民党的59师师长）手下当一名团副。唉！那一仗太倒霉了，52师、59师全让人家吃光了，陈师长、李明师长（敌人52师师长）都被俘虏了，我们也一样，好在我上学时认识这边几个人，又年轻，所以过来后对我还算信任。”

　　说着，我又把身上藏的59师团副的符号给他看了一下。

　　我这一番绘声绘色、连蒙带骗的谈话，真的把他唬住了，他很相信我过去的经历。于是他开门见山地要我救他。

　　我又给他演戏了。脸上露出非常为难的神色：“张兄！不是我不帮忙，太难了，上头说你的案子非常大，可我也不知到底是什么情况[QingKuang]，我说了哪算哪！”

　　就这样，张醒决定向我谈他的情况[QingKuang]，并要我对天发誓，为他保密。这对我当然没什么难的，答应就是了。

　　于是，张犯把他的几重身份——托派山西分委书记、晋军高级军官、特务——都告诉了我，并初步讲了他们来延安[YanAn]的目的。

　　在谈到托派情况[QingKuang]时，他颇为得意地说：“你们这里的高级人物也参加我们的组织！”

　　“谁？”我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康生就是。他1930年在上海让国民党给逮住了，捕后就参加了托派。”

　　“你这消息大概不准吧？他现在可是共产党中央的社会部长[BuChang]啊！”

　　“没错，是张慕陶亲口告诉我的。”

　　张慕陶当时是中国托派的头子。张醒的话使我有点愕然了。但我还是将信将疑。

　　对张醒的审理有了重大突破，下一步的工作[GongZuo]就是进一步审问他带来的其他特务的情况[QingKuang]了。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向我的直接领导全面汇报了工作[GongZuo]进展的情况[QingKuang]和张醒的口供，包括他讲的有关康生的问题。我的这一做法是严格执行保卫[BaoWei]工作[GongZuo]纪律的，不越权，不越级，坚决服从直接上级的领导。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人在没有向任何中央首长汇报的情况[QingKuang]下全盘托给了康生本人。

　　对于他为什么这样做，我不清楚。也许他的做法有其道理，但康生的反映却是不折不扣的阴谋家、野心家的丑恶行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