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心的陈诚在轰炸这座纪念塔前，他要摄影师从各个角度将纪念搭拍摄下来，而且还将10块碑刻一块一块地拍照。如今那座耸立在叶坪的红军[HongJun]烈士纪念塔，那一块块碑文，都是按照“石叟资料文库”影像资料复原的。这十块碑刻，有一块是建塔标志碑，其余是中央[ZhongYang]苏区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张闻天、王稼祥、项英、凯丰、邓发的亲笔题词。

　　陈诚把这些“赤色”建筑留在了摄像机里后，在一个[YiGe]阴云密布的夜晚，下令将它们炸了个干净。

　　数天后的一个[YiGe]深夜，两个黑影忽然窜到叶坪广场，他们悄悄来到纪念塔的一堆乱石里，抬起一块石片匆匆消逝在黑幕中。

　　这两个黑影，就是叶坪村的谢桂生大爷和他老伴。他们搬到的是一块嵌着“烈”字的完整的碑刻。为防敌人[DiRen]追查，他们将碑刻湖上泥浆，翻过来盖在了自家的鸡窝里。这块碑刻由此一直保存到全国解放。

　　陈诚轰炸这些“赤色”建筑，企图从人们心里彻底抹去红色的记忆，但他完全想错了。

　　陈毅发出“击杀革命叛徒[PanTu]”的紧急命令

　　国民党[GuoMinDang]对“赤都”的“清剿”持续了两个月，这时，在他们划定的重点区域内已经是很“干净”了。这时，“清剿”范围一再延伸，延伸到了大山深处可以藏人的所有地方。在这个阶段，革命队伍内出现的叛徒[PanTu]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

　　国民党[GuoMinDang]军驻闽部队1935年2月剿匪军事工作报告》中记录：

　　“2月17日，第四十六师戴师长电伪闽赣省委会宣传部干事刘炳龙携械投诚，供伪闽赣省及伪军区部现据安远西北之猴溪附近，伪军区十二、十七、十八、十九各团及游击队三组共人约有千五百，枪七、八百，均集中该处，企图打尖峰堡垒线，伪省主席杨道明，宣传部长张标，伪军区政委钟循仁等语。”

　　文中提到的戴师长即戴岳，他曾替何应钦出谋献策，提出《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的意见书，得到何应钦及蒋介石的赏识。而叛徒[PanTu]刘炳龙，乃长汀县古城人，曾任古城区委宣传部长。戴岳得到刘炳龙提供的情报，当即率兵前往猴溪伏击。这次叛徒[PanTu]告密，使闽赣省委和军区领导的武装力量损失过半。

　　对于叛徒[PanTu]的危害，留守苏区的领导人早有所料。起初，项英对一些“不可靠”的人也提出了一些过“左”的政策。王贤选在《往事回忆》中谈及：红军[HongJun]长征后，项英同志就提出“对地主、富农、反革命，要坚决处理（处决）。他说：‘对于这些人，我们不杀他，他就会杀我们。’那时，于都梓山、潭头和会昌白鹅一带，还有一百四十多名地主、土豪和铲共团分子和其他危险分子。项英同志当面指示要我处理掉这些人，以减轻后顾之忧，利于今后开展地下斗争。对于动摇分子和有叛变嫌疑的人，当时不管他是否已经逃跑叛变，只要几个领导人议论一下，也是可以处决的。不过我没有这样做。”

　　项英作出这样的决定，显然是犯了肃反扩大化错误。

　　不过，当时的形势的确非常紧张，红军[HongJun]和游击队的据点，常常被告密失守，一些为苏维埃工作过，或参加[CanJia]过拥军支前，甚至参加[CanJia]过助耕队的农民，也常被叛徒[PanTu]告发而遭杀身之祸。另外，随着“清剿”的深入，国民党[GuoMinDang]为了“斩草除根”，预防共产党回来再设据点，派出了部分军统特务潜伏“匪区”，给根据地的游击斗争增添了困难。

　　原国民党[GuoMinDang]军统特务陈达透露：早在1932年冬，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就在江西建立了江西站。到中央[ZhongYang]红军[HongJun]主力转移后，特务处深入到红区的核心。

　　担任过情报组长的蔡模这样叙述：

　　“我们那时抓到的红军[HongJun]侦探，审讯时使用的刑罚大约有一、二十种。有的开始不肯讲，后来，熬刑不过，只好讲。有一次，一个[YiGe]青年妇女，从‘匪区’来吉安，我看她情况不对头，晚上抓来一刑讯，果然是红军[HongJun]派来的‘暗探’。不久，经上级批准在一个[YiGe]深夜里将她活埋了。”

　　在这种惨酷的屠杀形势下，一些革命不坚定的投机分子纷纷叛变投敌。

　　原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即宋渊泉，又名王乞平）、闽赣军区参谋长徐江汉和独立团政治部主任彭祜集体叛变投敌，给留守苏区的革命斗争造成很大危害和威胁。据《国民党[GuoMinDang]政府驻闽绥靖主任公署裁定书》透露，宋、徐、彭三人于民国二十四年（即1935年—引者注）四月“向前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孟平接洽投诚”。在宋、徐、彭的引领下，国民党[GuoMinDang]部队来到闽赣交界的武夷山仙口一个[YiGe]叫狼窝岽的红军[HongJun]游击队驻地进行搜剿，“遂于廿四年五月十一日将其全部包围缴械，计俘获伪官十一员、兵五百八十名，缴获步枪四百余枝、无线电机一具、驳壳枪自动步枪多枝。”

　　宋、徐、彭叛变后，宋清泉写了题为《痛定思痛录》的悔过书，徐江汉和彭祜分别写了《误入歧途与悔祸来归》、《惨痛的回忆》为题的悔过书。国民党[GuoMinDang]进剿部队将宋、徐、彭的悔过书大量印刷散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