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日下午6时，斯诺[SiNuo]夫人[FuRen]去见张学良时，她说自己“几乎抑制不住欣喜的心情”。张学良在“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接见了她，回答了她提出的五个当时非常敏感的问题：“少帅的回答与蒋介石的政策截然相反。他爆炸性的正式声明如下：‘如果共产党人能够与我们精诚合作，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共御外侮，那么这个问题也许有可能如近来的西南事件一样得到和平解决。’会见结束后，他走过来与我握手。这是一种盟约、保证。”

　　小记者得到了足以影响中国和世界的大新闻，斯诺[SiNuo]夫人[FuRen]的兴奋与激动可想而知。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又让斯诺[SiNuo]夫人[FuRen]大失所望，她竟然无法在西安[XiAn]发出她的报道：“西安[XiAn]电报局拒绝拍发我的电报，我不得不乘坐去北京的首班火车，我极不愿意在我一生中最大的事件正在发展时离开西安[XiAn]，但查尔斯——刘鼎坚持让我走。”不甘心的斯诺[SiNuo]夫人[FuRen]经过几天努力，依然无法向北京的报社发出手中的重要新闻，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刻返回北京。在刘鼎的催促下，虽然极不想走但又不得不走的斯诺[SiNuo]夫人[FuRen]在专人的陪同下很不甘心地离开了西安[XiAn]，那天是1936年10月7日。

　　现在看来，斯诺[SiNuo]夫人[FuRen]显然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与历史擦肩而过的斯诺[SiNuo]

　　斯诺[SiNuo]1936年6月秘密进入陕北红区访问，到10月中旬已经历时四个月。就在那时，几乎“乐不思蜀”的斯诺[SiNuo]得知：“回白色世界的安排工作终于完成了。这可不容易，张学良的东北友军几乎已从所有战线上撤出，由南京的军队或其他敌意的部队换防。当时只有一个[YiGe]出口，那是由东北军一个[YiGe]师在洛川附近与红军毗邻的一条战线，洛川在西安[XiAn]以北，只有一天的汽车路程。”这就是说，如果斯诺[SiNuo]再不走，就可能回不去了。其实，当时的军事形势尚未如此严峻，因为到西安[XiAn]事变发生时，保安与西安[XiAn]的交通始终保持着畅通。现在看来，之所以让斯诺[SiNuo]在那时回去，有可能是考虑到斯诺[SiNuo]的安全，更可能是觉得斯诺[SiNuo]不宜再在保安待下去了。

　　1936年10月12日早晨，斯诺[SiNuo]起程从保安返回西安[XiAn]。博古、杨尚昆、李克农等领导人到城门口送行，还有许多年轻的红军战士。当斯诺[SiNuo]随着护卫人员离开时，他心中非常难过：“我当时心里想，也许我是看到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YiGe]外国人了。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我觉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家。”

　　就如来时一样，斯诺[SiNuo]走的还是秘密小路，一路颇费时日。20日，斯诺[SiNuo]安全地经过了安塞与肤施（延安）之间的无人地带，到了东北军防线的后面。第二天借了一匹马，进了洛川，那里有一辆卡车在等待着斯诺[SiNuo]。

　　斯诺[SiNuo]22日到达西安[XiAn]，25日回到北京。也就是说，他几乎未在西安[XiAn]停留。当时西安[XiAn]已经是风雨欲来，斯诺[SiNuo]却毫无感觉地与历史擦肩而过。这是因为在卡车到达西安[XiAn]后，发生了一件让斯诺[SiNuo]心惊肉跳的事情：他那只装着十几本日记、笔记、三十卷胶卷和好几磅重的红色杂志、报纸、文件的包不见了。斯诺[SiNuo]忧心如焚，司机推测可能错卸在咸阳了。斯诺[SiNuo]写道：“我在西安[XiAn]府一个[YiGe]朋友家里整宵没有合眼，不知道我能不能再见到无价之宝的那个包。要是那个包在咸阳打了开来，不仅我的一切东西都永远丢失了，而且那辆‘东北军’卡车和它所有的乘客都要完了。咸阳驻有南京的宪兵。”幸亏，第二天那个包裹回到了斯诺[SiNuo]手中。

　　斯诺[SiNuo]往返红区都经过邓发与李克农的精心安排并受到严密保护，很难想象会在红军的秘密卡车上、在护送人员的眼皮底下，竟然轻易丢失了包裹还一无所知。唯一的后果就是使得饱受惊吓的斯诺[SiNuo]丧失了新闻记者特有的职业敏感，再也无心在西安[XiAn]久留，唯恐那些失而复得的“无价之宝”还会得而复失，以致未能意识到西安[XiAn]即将面临连斯诺[SiNuo]夫人[FuRen]都早已有所察觉的暴风骤雨，从而错过了亲历与报道西安[XiAn]事变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

　　对于斯诺[SiNuo]作为记者的职业道德，斯诺[SiNuo]夫人[FuRen]做了这样的描述：“如果埃德是一名共产党人，他的报道将不会有什么价值。但事实上他是个记者，把事实如实地告诉人们。他对于宣传深恶痛绝……他可以自由地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且是在年复一年地观察事实的基础上这样做的。他完全没有个人偏见，在任何问题上都没有自私和主观的目的。”

　　唯一一个[YiGe]报道西安[XiAn]事变的西方记者史沫特莱

　　1934年9月，受共产国际派遣、以西方普通记者身份来到上海的史沫特莱，是西安[XiAn]事变中张学良对世界的发言人。

　　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提到了她到西安[XiAn]的原因：“我的旧病复发，和朋友们商量，唯有张学良少帅统治下的西北是蓝衣社横行霸道的打手们鞭长莫及的地方，决定我去西安[XiAn]养病。”这个理由今天看来比较牵强。当时她在上海，作为一个[YiGe]美国记者，在冬季即将来临之际，养病哪有人不去温暖的南方，反而直奔已经非常寒冷的北方的？

　　关于在西安[XiAn]的接待，史沫特莱说：“有一个[YiGe]红军代表在少帅司令部里未公开身份，他为我在西安[XiAn]15英里以外的临潼华清池安排了一个[YiGe]工作休息的地方。”史沫特莱既没有说张学良为何会接待她，也没有说她如何知道接待人是张学良司令部里未公开身份的“红军代表”。

　　有一本史沫特莱的传记并不认同史沫特莱的那些解释：“1936年秋天，史沫特莱接受了刘鼎的邀请，离开上海来到西安[XiAn]。史沫特莱在西安[XiAn]只住了几天，刘鼎就安排她到临潼去住。刘鼎将这次请史沫特莱到西安[XiAn]的目的作了说明：周恩来和张学良的秘密会谈获得成功以后，共产党相信争取与东北军和陕西的其他武装力量联合起来抗日反蒋的努力一定可以成功，而这将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周恩来希望能有一位同情进步事业的外国记者对这一过程进行客观地报道。刘鼎安排史沫特莱避居临潼，不要公开露面，以免招致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