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莱听了很兴奋，她很愿意有机会承担这样的任务。”这一叙述比较合乎逻辑，对史沫特莱来到西安[XiAn]的原因、目的、任务与接待等诸多细节都作出了合乎情理的说明。而这些关键内容，正是史沫特莱刻意回避的。

　　由此看来，史沫特莱奉命“避居临潼”，并非只是“工作休息”，更主要的应该是在隐蔽待命等候时机。此外还可以看出，刘鼎当时的真正任务是掩护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在临潼一直住到11月底，其间只有一次离开过临潼，到西安[XiAn]的德国医生赫伯特·温施家里，西安[XiAn]七贤庄一号，看望刚从陕北保安革命根据地回来的斯诺[SiNuo]。那是以张学良的私人牙科医生的诊所为掩护，西安[XiAn]事变时安装着100瓦大电台与保安保持通信联络的地下联络处，也是后来著名的八路军办事处。由此可见，斯诺[SiNuo]到西安[XiAn]后住进的“一个[YiGe]朋友家里”，其实是住进了红军在西安[XiAn]的地下联络处。史沫特莱不仅消息灵通，而且居然也知道这一绝密的地点，可见她绝非是一个[YiGe]普通记者。

　　对于那次与史沫特莱的秘密见面，斯诺[SiNuo]在其当时发表的报道中只字不提：“近几个月来没有一个[YiGe]外国记者到过西安[XiAn]，对于那里即要发生的事件，谁都没有任何可靠的背景材料——只有一个[YiGe]例外，那就是美国作家尼姆·韦尔斯女士，她在10月间到了西安[XiAn]，访问了少帅。”斯诺[SiNuo]所说的尼姆·韦尔斯就是他自己的夫人[FuRen]，可见斯诺[SiNuo]也完全懂得应该保守的秘密。

　　对于如何在11月底离开华清池回西安[XiAn]的，史沫特莱说得很简单：“一小批身穿国民党中央军服的青年军官出现在临潼华清池并且命令一切人等马上搬走。”但史沫特莱的传记是另一种说法：“11月下旬，史沫特莱突然接到通知，立即离开临潼，回到西安[XiAn]，住进西京招待所。”这个通知应该来自刘鼎，因为他知道蒋介石即将到来并且一定会入住华清池。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XiAn]，被张学良安排住进华清池，大批重要随从则住进西京招待所。

　　也在招待所的史沫特莱很快受到戴笠手下的注意，要她立刻离开西安[XiAn]。史沫特莱说当时一名蓝衣社特务“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地宣称，招待所经理要是不把我撵走他就要亲自动手了，并且要‘找她算总账’”。当晚，史沫特莱紧急向刘鼎“作了报告”。刘鼎的态度非常坚定，史沫特莱说：“他非常愤慨并指示我道：‘就在这里住下去，同蓝衣社特务对着干！他们如果对你下手，就会成为一起国际纠纷事件！’”

　　史沫特莱的这段回忆表明她当时向刘鼎“报告”并接受“指示”，可见两人具有组织关系，刘鼎应该是史沫特莱的直接领导。刘鼎指示遭受威胁的史沫特莱“住下去”，与前述急于让安然无事的斯诺[SiNuo]夫人[FuRen]离开西安[XiAn]形成鲜明的反差。由此看来，史沫特莱确实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刘鼎应该是一清二楚：在关键时刻，岂能让史沫特莱离开西安[XiAn]。

　　西安[XiAn]事变发生时，史沫特莱对自己救护伤员的活动有上千字的回忆，但对自己政治参与的描述却只有寥寥数字：“我担任英语广播。发表了我访问西北政界人物、红军代表、救亡领袖的报道以及有关西北动态的文章。”

　　尽管史沫特莱的回忆很简单，但有不少当事者与研究者作了许多补充，概括起来可以基本反映史沫特莱的主要活动。

　　西安[XiAn]事变发生后，史沫特莱一听到蒋介石被捉，就连呼“打倒蒋介石！打倒蒋介石！”随即，张学良专门接见了她，向她说明这次事变的意义，委托她主持对外英语广播，报道西安[XiAn]事变真相，并为她提供一切方便。为了保证安全，英语电台就设在张学良的司令部里。此后，史沫特莱每天晚上在这里对外进行40分钟的英语广播。她在采访了周恩来和叶剑英后，接连用英语和德语向全世界宣布共产党人来到西安[XiAn]，“不是为了个人恩怨报仇雪恨而来，而是为了国家统一的新时期铺路而来”。史沫特莱还公开披露了蒋介石在西安[XiAn]事变中的秘密允诺，虽然违背了谈判规定的保密承诺，却使得蒋介石再也无法否认、拖延或改悔。

　　顺便说一下，有文章认为史沫特莱完全是“擅自”公布蒋介石的秘密承诺，因此引起了共产国际、蒋介石和谈判担保人宋子文的愤怒。史沫特莱确实屡有“擅自”的行为，但在未能确认史沫特莱为何如此迅速得知谈判绝密内容之前，还是应该缓下结论。

　　史沫特莱“一边倒”的政治态度，同时由于与她联络的广播站的负责人王炳南和刘鼎在西安[XiAn]事变中都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于是史沫特莱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共产党的辩护人。国民党政府说史沫特莱的广播是煽动“本来十分知足的”陕西农民发起暴乱，说这外国女人是个“阴谋分子、政治骗子”。要求美国领事馆收缴史沫特莱的护照。原先帮助过史沫特莱救护伤员的美国教会也害怕了，他们不断地向南京政府和美国领事馆报告史沫特莱的行踪。

　　美国报刊在头版用具有轰动效应的标题报道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活动。进步报刊说她是英雄，反动报刊说她是无赖。史沫特莱的朋友厄普顿·辛克莱在美国《自由》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美国女造反派在中国》，称她为共产党的“白肤女皇”。美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则发表文章攻击史沫特莱，说她不应该支持张、杨，不应该公开批评蒋介石。

　　今天看来，当年选择史沫特莱作为张学良对世界的发言人或许并不妥当，因为她历来有我行我素的特点，在西安[XiAn]自行去看望刚从保安返回西安[XiAn]的斯诺[SiNuo]就是其中的一例，全然不顾暴露斯诺[SiNuo]、地下联络处与她自己的风险。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公布了宋庆龄1937年1月26日在上海写给莫斯科王明的一封信件，其中主要谈到史沫特莱在上海就经常擅自动用党的秘密落脚点，对党的经费支出也经常先斩后奏。因此宋庆龄要求立刻阻止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危险行为。宋庆龄在信中最后说：“我转达了您把她孤立起来的指示，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同志让她在西安[XiAn]工作，给我们造成了麻烦和困难。”确实，史沫特莱对西安[XiAn]事变的报道不讲策略的态度，与其新闻记者的身份并不相符，对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显然也是不利的。不过，宋庆龄的信件却清楚地证明，史沫特莱绝不是因为到西安[XiAn]“养病”而偶然成为唯一报道西安[XiAn]事变的西方记者。

　　史沫特莱的广播持续了约一个[YiGe]月，她感到情况已经不妙：“我知道我要是留在西安[XiAn]就会被捕，受到中国爱国人士一样的命运，1月12日早晨我离开了西安[XiAn]。”其实，史沫特莱是奉命离开的。1937年1月初，西安[XiAn]事变基本落下帷幕。一个[YiGe]秘密信使从延安潜入西安[XiAn]，交给史沫特莱一封正式邀请她去延安访问的信。“我在飞机场附近寒冷冰冻的路边等了四个钟头，终于过来了一部卡车，一个[YiGe]红军战士跳下了车，命令一个[YiGe]坐在司机旁边的战士让座。我上了车，车上坐了一车学生，各人脚上放着一个[YiGe]背包卷。我们一言不发，心向陕北。”在史沫特莱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延安的干部和群众还特地为她开了一个[YiGe]欢迎大会，史沫特莱应邀在大会上讲了一个[YiGe]多小时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