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国民党为了内战的需要，对一些战犯没有追究责任，冈村宁次就是被“无罪释放”的最大的战犯之一。冈村宁茨为中国[ZhongGuo]派遣军总司令，在华北地区实行“三光”政策，杀害中国[ZhongGuo]人民无数，罪大恶极，是日本[RiBen]侵华的主要战犯之一。日本[RiBen]宣布投降后，冈村宁次却被蒋介石[JiangJieShi]宣布为“中国[ZhongGuo]战区日本[RiBen]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让他协助完成遣返日军、日侨的任务。1946年12月，东京国际法庭要求把冈村宁次送到东京出庭作证，蒋介石[JiangJieShi]出于反共的需要，以冈村宁次身体健康有问题为借口予以拒绝。蒋介石[JiangJieShi]一再庇护冈村宁次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议。蒋介石[JiangJieShi]不得不下令拘捕冈村宁次，并移交上海军事法庭审判。

　　1948年8月23日，上海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公开审判，多名中外记者和1000多名各界人士出席公审。在法庭上，冈村宁茨竭力狡辩，为自己和其他战犯开脱罪责。中午休庭时间，法庭庭长石美瑜接到国防部次长秦德纯的电话，要他暂停审理冈村一案，听候命令。

　　休庭5个月后，军事法庭对冈村再次公审。这次公审，规模很小，各界人士都没有参加，只有20多名记者参加了旁听。审判前，法庭庭长石美瑜接到署名蒋中正的加密电报，要他将冈村宁茨宣判无罪。石美瑜只能照办，当庭宣布冈村宁茨无罪释放。

　　军事法庭宣布冈村宁茨无罪的理由极其荒诞，判决书说：本案被告于民国三十三年（公元1944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接任中国[ZhongGuo]派遣军总司令官。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中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广东，松井石根、谷寿夫等在南京的大屠杀事件等，均系被告到任以前发生之事，与被告无关。被告在任期间，我军作战大有进展，日军陷于孤立，战意丧失。日本[RiBen]政府正式投降后，被告立即停战，率百万日军奉命投降……综合以上各项，依法应判无罪。一个侵华日军总司令竟被宣判无罪，不知蒋介石[JiangJieShi]是如何做出这个决定的。难怪今天的日本[RiBen]右翼分子不为过去的侵略战争道歉。

　　汤恩伯在《汤恩伯札记摘要》一书中供认：民国三十七年，对冈村宁次大将进行审判时，正值华北局势恶化，共产党对此审判也极为注意。在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审议本案时，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员均主张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我从反共的见地出发，主张宣判无罪，并要求主任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秦德纯，特别是何应钦部长出席参加审议。结果我的意见获得胜利，并经蒋总统批准。

　　这清楚地说明，蒋介石[JiangJieShi]主要出于反共的需要才庇护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在遣返日军和日侨的过程中，为国民党征用和留用了一部分日本[RiBen]军事技术人员，的确有助于国民党打内战。

　　在处置日本[RiBen]天皇制问题上，蒋介石[JiangJieShi]也表现出极大的宽容态度。日本[RiBen]侵华战争中几乎所有的重大军事行动与策划都得到了天皇的批准，或者是在御前会议上决定的，天皇是名副其实的最高统帅，负有直接战争的责任。抗战胜利前后，国民党政府内及舆论界要求废除天皇制的呼声很高。1943年8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访问英国时，表示战后应废除天皇制。1943年10月，立法院院长孙科在重庆的英文报纸上发表了《废除天皇》的论文，主张废除日本[RiBen]天皇制，要求追究日本[RiBen]天皇的战争责任。《大公报》也发表社论指出，《波茨坦公告》应加入废除天皇制的内容。

　　可是，蒋介石[JiangJieShi]却不主张强行废除天皇制。开罗会议时，当罗斯福就日本[RiBen]天皇制存废问题向蒋介石[JiangJieShi]征求意见时，蒋介石[JiangJieShi]说：“此次战争之祸首，为日本[RiBen]军阀。我以为除了军阀必须根除，不再让其预问日本[RiBen]政治以外，至其国体如何，最好待战后由日本[RiBen]人民自己来决定，同盟国在此次大战中，不要造成民族间永久之错误。”1944年元旦广播中，蒋介石[JiangJieShi]再次提出：战后日本[RiBen]国体问题应由该国自己选择。波茨坦会议时，蒋介石[JiangJieShi]曾致电美、英首脑，主张维持日本[RiBen]天皇制。结果，波茨坦会议没有把天皇制存废问题列入正式议题，也未写进《波茨坦公告》。由于蒋介石[JiangJieShi]对天皇制的保留态度，加上美国出于自身战时与战后在亚洲战略的需要，日本[RiBen]天皇制终于得以保留。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RiBen]帝国主义侵略大半个中国[ZhongGuo]，烧杀抢掠，对中国[ZhongGuo]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据不完全统计，在八年抗战中，中国[ZhongGuo]军民伤亡达3500万人以上，中国[ZhongGuo]军队伤亡达380万余人，中国[ZhongGuo]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因此，战后中国[ZhongGuo]向日本[RiBen]要求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

　　早在1943年11月开罗会议召开时期，蒋介石[JiangJieShi]就私下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商议：“日本[RiBen]战后给予中国[ZhongGuo]的赔偿中，一部分可用实际财产的方式付给，日本[RiBen]大部分的工业机器及设备、战舰及商船，铁路机车及车辆等，都可移交中国[ZhongGuo]。”罗斯福表示同意这一建议。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涉及日本[RiBen]战争赔偿问题的条款规定：“日本[RiBen]将被允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需及可以偿付实物赔偿之工业，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不在其内。”抗战胜利前，蒋介石[JiangJieShi]就下令成立专门机构，并着手进行调查抗战期间中国[ZhongGuo]军民的伤亡情况及公私财产的损失情况，以便对日索赔。

　　日本[RiBen]投降后，同盟国虽然成立了一个以中、美、英、苏四国为首的赔偿委员会，但在美国单独占领日本[RiBen]的情况下，美国对日索赔态度非常重要。美国为防止日本[RiBen]东山再起，制定了运走日本[RiBen]本土绝大部分工业设施充作赔偿的严厉方案，美国的最初设想是准备把日本[RiBen]“拉回原始的农业国发展阶段”。依据美国制定的赔偿方案，国民政府提出对日索赔的若干重要原则：中国[ZhongGuo]对日索赔应有优先权，日本[RiBen]赔偿以实物为主，中国[ZhongGuo]应取得日本[RiBen]赔偿总额的半数以上等等。

　　当时，美国把中国[ZhongGuo]看成是在远东的战略基地，所以支持中国[ZhongGuo]的赔偿要求。美国向远东委员会提出一个《日本[RiBen]赔偿先期支付案》，规定先行拆迁一部分日本[RiBen]国内兵工厂设备，交付中国[ZhongGuo]、菲律宾等受日本[RiBen]侵略的国家作为赔偿物资的一部分，价值约占总赔偿的30％，其中，中国[ZhongGuo]可得15％。另外，蒋介石[JiangJieShi]和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宣布所有日本[RiBen]的公私财产，凡在中国[ZhongGuo]领土上的都应作为赔偿，归中国[ZhongGuo]所有。但是，苏联单方面宣布东北的日伪财产为其出兵东北的“战利品”，不应充作赔偿。苏联把东北各地的重工业设施的重要部分，火速加以包装并向本国拆运，运走的工业设备价值8.58亿美元。

　　战后东亚局势的发展大大出乎美国的预料。美国原指望蒋介石[JiangJieShi]能够在国内战争中取胜，成为它以后在亚洲对抗苏联的战略基地。但是，没想到蒋介石[JiangJieShi]在内战中一败再败。冷战全面开始后，美国根据远东局势的发展，改变了原定战略计划，把扶植的对象由蒋介石[JiangJieShi]国民党改为日本[RiBen]，由原来的削弱日本[RiBen]变成了重建日本[RiB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