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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一场话剧为何能发展成轰动全国的大案?--国家年鉴(2)
抗争
演出结束了,激烈的斗争[DouZheng]也就开始了。适逢这年6月,孙中山奉安,日本前首相犬养毅来华送葬。事毕,由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分子张继陪同,来曲阜[QuFu]谒孔,深居孔府。孔氏族人趁机进言。于是在18日,犬、张二人秉承孔氏意旨,以讲学为名到二师威胁师生。张继在演讲时指责二师演剧行动,说:“孔子[KongZi]是万世推不倒的圣人,旧礼教不能反对”;犬养毅叫嚷“孔子[KongZi]的仁是治国的根本”,要学生[XueSheng]“安分守己”,“严防赤色分子活动”。受过新思想熏陶的二师学生[XueSheng]根本听不进去,当时台下议论纷纷,秩序大乱。犬、张二人勉强结束演讲,就在一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张继”等口号声中,悻悻离去。
犬、张二人离开曲阜[QuFu]后,孔府便以孔教会会长孔繁璞、孔氏族长孔传堉、孔庙首领执事官孔继伦为首,笼络几个青皮讼棍,借“孔氏六十户族人”名义,以“侮辱宗祖孔子[KongZi]”具呈越级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内政部控告二师校长宋还吾。当时国民党中央执委、国府委员兼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均同情、支持二师师生。他们认为学生[XueSheng]排演新剧,未有侮辱孔子[KongZi]事件,孔氏不应小题大做。对此表态,孔氏族人甚为不满。不久,孔府又通过南京政府工商部部长、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将控告书转呈蒋介石,蒋立命教育部“严办”。教育部迫于蒋的压力,于6月26日向山东省教育厅发出《八五五号训令》,称“原呈所称各节,如果属实,殊与院部纪念孔子[KongZi]本旨大相违反”,“令行山东教育厅查明,核办”。并专派参事朱葆勤,会同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何委托督学张郁光)赴曲阜[QuFu]查办。朱、张二人到曲阜[QuFu]后,主要从学校方面进行调查,然后联名向南京教育部写了一个报告,对孔氏族人提出控告的理由予以一一驳斥,认为“该校教职员学生[XueSheng]似无故意侮辱孔子[KongZi]事实,只因地居阙里,数千年来,曾无人敢在该地对于孔子[KongZi]有出乎敬礼崇拜之外者,一旦编入剧曲,摹拟容声,骇诧愤激,亦无足怪”。
这个报告不能令孔氏后裔们满意,他们紧接着又向教育部写了一个呈文,将二师连同朱、张二人一并控告,提出应将二师师生法办。二师师生“深恐各界不明真相,受其蒙蔽,代孔氏宣传”,遂向全国发出通电,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各界进步[JinBu]人士、团体以及海外华侨纷纷发贺电、慰问电或撰写文章,抨击反动政府和孔府封建[FengJian]势力[ShiLi]。
7月15日,《市民日报》载文赞扬“二师学生[XueSheng]能以大无畏之精神,排演此剧于封建[FengJian]势力[ShiLi]之穴,实为壮举”,抨击国民党政府当时的措词是“为孔氏张目”。
7月16日《济南党报》更强调“山东自古以来,即为封建[FengJian]势力[ShiLi]之大本营,而曲阜[QuFu]孔氏复为封建[FengJian]思想发出之中心”,“二师学生[XueSheng]处此艰苦环境而犹能孤军奋斗,与反动势力[ShiLi]相抗衡,吾人表示无限之同情。”该报还揭露目前国内“灾民待哺如故也,苛捐杂税如故也,即仅就教育一端而言全国失学青年无虑千万,未曾闻教育当局有何具体方针加以救济”,反倒“徒以压迫学生[XueSheng]、禁止思想、拥护封建[FengJian]势力[ShiLi]为唯一行政方针”,以致“不但令青年齿冷,即所谓训政建设亦将徒托空言”。
7月18日,《金刚经》发表《衍圣公府陪要人大嚼,青皮讼棍为祖宗争光》一文,揭露封建[FengJian]势力[ShiLi]与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相互勾结,密谋迫害进步[JinBu]师生的丑恶内幕。指出:“原告二十一人等,并非六十户首”、“不足以代表孔氏”,不过是一些“青皮讼棍之流”。
另外,曲阜[QuFu]县各机关、团体均发宣言、呈文,联合驳斥孔传堉等,支持二师师生。
结局
面对二师进步[JinBu]师生的坚决斗争[DouZheng]和全国人民的强大声援,国民党反动派不敢公开下毒手。何思源对“子案”也拖着不办,多应付。于是,孔祥熙、张继又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对何思源提出弹劾。迫于压力,8月1日,山东省教育厅发布《一二○四号训令》,将二师校长宋还吾“调厅,另有任用”,实则撤职。训令一下,群情激愤。全校师生拥向街头,游行示威,并公推学生[XueSheng]会会长刘子衡、学术部部长王宗佩为代表,赴济南挽留,未果。
9月9日,刘子衡、王宗佩两位学生[XueSheng]被开除。他们离校时,满怀对封建[FengJian]势力[ShiLi]的仇恨,在学校“考棚街”头,用特大字体刷上了“新文化街”四个大字(此街名沿用至今)。当晚,同学们为他俩送行,路上又贴了许多标语。
孔府封建[FengJian]势力[ShiLi]对“子案”的处理犹嫌不足,于是唆使走狗爪牙、恶棍流氓不断围攻、谩骂二师进步[JinBu]学生[XueSheng],蓄意挑起事端。尤其对仇森林、陈箴泗等演员同学,造谣中伤,围攻迫害。不久,陈箴泗就被逼辍学离校。
面对封建[FengJian]势力[ShiLi]的挑衅,二师学生[XueSheng]继续进行斗争[DouZheng]。9月、10月间,他们又多次上街游行。尤其是“双十节”提灯会上,他们高呼口号,冲垮了孔府势力[ShiLi]的队伍,还冲入孔府大门。此后,“子案”的轩然大波逐渐平息。
鲁迅先生一直关注着“子案”事态的发展,极为同情二师进步[JinBu]师生的斗争[DouZheng]。他将全案过程中11篇公私文字收集起来,加上《结语》,于当年8月21日在《语丝》上发表,作为揭露反动派镇压革命的生动材料。正如鲁迅在《结语》中指出的:国民党政府对“子案”的最后处理,表面是“息事宁人”之举,其实还是校长“撤差”,学生[XueSheng]开除,依然是“强宗大姓”的完全胜利。
此外,林语堂也发表了《关于〈子见南子〉的话》,对宋校长被撤深致惋惜和歉意。
性质
子见南子》案的斗争[DouZheng],是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以曲阜[QuFu]二师进步[JinBu]师生为主力军,以孔府封建[FengJian]势力[ShiLi]为主要斗争[DouZheng]对象的反对封建[FengJian]主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步[JinBu]学生[XueSheng]运动。
在这期间,二师校内受到严重破坏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尚未完全恢复其组织领导力量,因而未能直接领导这场斗争[DouZheng]。但当时在校的几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积极投入了斗争[DouZheng],并且成为骨干。如共产党员马宗俊,与学生[XueSheng]会干部刘子衡、王宗佩关系十分密切,有事共同谋划,起了重要作用。
这场斗争[DouZheng],矛头始终主要指向以孔府为代表的封建[FengJian]势力[ShiLi]。诚如当年瞿秋白和鲁迅先生所指出的:正是由于“封建[FengJian]势力[ShiLi]向思想界艺术界的进攻”,由于“圣裔”们的特权的压迫,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出《子见南子》”。同时,由于张继、犬养毅的卷入,孔祥熙的插手,蒋介石的亲责“严办”,使斗争[DouZheng]逐步升级和更趋尖锐,斗争[DouZheng]的矛头也指向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
曲阜[QuFu]二师进步[JinBu]师生的这场斗争[DouZheng]是暂时失败了。然而,它在一定革命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却是不能低估的。诚然,学生[XueSheng]们在斗争[DouZheng]中曾喊出“打倒孔老二”、“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演出时某些言词和举动亦不无过激之处,但这是基于对孔府腐朽封建[FengJian]势力[ShiLi]的憎恶而发,是把孔子[KongZi]作为旧道德、旧礼教的代表和反动统治阶级树立的偶像而予抨击,是对蒋介石反动派愚民政策的抗争。这个“打倒”,其实是打倒封建[FengJian]主义,打倒腐朽的孔府小朝廷,而不能单纯视为反对孔子[KongZi],也不应混同于学术界的孔子[KongZi]毁誉之争。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恰在于进步[JinBu]师生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的传统,在各种反动势力[ShiLi]盘根错节的“圣人之居”,同封建[FengJian]主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DouZheng],从而有力地揭露和打击了反动势力[ShiLi],鼓舞和教育了人民群众,对山东乃至全国的反帝反封建[FengJian]斗争[DouZheng]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