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还有个群众性组织———联益会，所有员工均须入会为会员，会长当然是徐恩曾。在员工薪水中每月扣除百分之五，作基金，从事生产事业。曾在苏北的海州和湖南的株洲购置大片土地，计划开辟农场。后来抗战爆发，农场失陷，以致血本无归。联益会订有会员十大信条，全部内容已忘记，只记得第一条是“只有实行三民主义，中国方有出路”；其余是：“自视太高，自私自利，是内部分化的最大原因”；“互相猜忌，内部分化，是亡国灭种的主要原因”；还有：要过俭朴生活，要帮助别人，要不断求知等等。这十大信条，每周小组开会，由组长领导每人朗诵一遍，然后静默三分钟，各自反省一周来的思想言行，有否违背信条？进行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这是学了中共的一套。但比中共的有所改进，就是个人的家庭私事，也在检讨批评之列，如夫妻失和、婆媳不睦，都可由小组评断解决。倘家庭发生变故或有困难，报告小组，大家都有帮助解决的义务，所以中统人员视中统为“大家庭”，徐恩曾就是大家的“家长”，批评之后，组长传达核心小组的决定。最后是报告“读书心得”。报告人由上次小组会指定，所读的书也有规定，除中山先生的遗教外，中共的若干经典书籍，也在必读之列。这种小组生活，抗战后，由于不断搬迁，生活不安定，就无形中止了。

　　中统的特工总部，初分三股办事。一是指导股，指导各省市党部特务室的工作；二是行动股，负责侦查、逮捕、审讯中共分子；三是训练股，掌管工作人员的思想训练工作，主要是编辑一份内部刊物———《动力》月刊。我重返中统后，即参加训练股工作。全股不足10人，除组长和我，及另一位管图书的女同志之外，清一色是来自中共的“转变”分子，每人都有大来头，使训练股成为藏龙卧虎之所。

　　股长王杰夫，辽宁人，燕京大学毕业，是一虔诚的基督徒，与人谈话，必劝人信教，故被称“王牧师”。他就是由陈建中陪同到长汀劝说瞿秋白的人。当他失败归来，大家都很奇怪，国民党的决策是要争取瞿秋白，他又是一心向道，苦口婆心劝人为善的好好先生，怎会失败呢？我问他：“你在长汀，难道未曾看过《多余的话》？”他说：“看过了。”我又问他：“既然看过了，难道不曾发生一点怜悯心，放他一条生路？”他叹了一口气，连说两声“意外，意外。”究竟怎样“意外”，他未再解释，我也不便再问。抗战后，王杰夫派到北方战地工作，在郑州火车站遇日机轰炸受伤，割掉一臂，来到重庆，后失联络。

　　股员中的知名人士，首推罗仲言。他出身北大，在北方从事工人运动，因遭对立派的忌恨，派人向中统告密而被捕。他个子不高，剃平头，说话细声细气，温文儒雅，恂恂有君子之风，不像是个风云人物。日常沉默寡言，意气有点消沉，后将兴趣转到线装书方面，专心钻研《易经》。抗战后，脱离中统，一直在河南大学教书。

　　第二位闻人是姚蓬子，浙江绍兴人，鲁迅的同乡，和胡风一起常在鲁迅家中走动，也算是文化圈中人。他的作品，问世不多，名气不如胡风。被捕后，受中统的优待，在训练股工作不久，派到芜湖去办《芜湖日报》。抗战后脱离中统，在重庆经营作家书屋，生活尚不恶，我和他时有过从。胜利后，书店迁到上海，我在上海撤退前一日去看他，时已近午，他还高卧未起，原来昨宵雀战，黎明方归。我问他：“走不走？”他两手一摊说：“像我这样的生活，还能走到哪儿去？”近阅徐铸成的《海角寄语》，说初识蓬子是在麻将桌上，可见他沉溺已深。解放后，久无消息。直到“四人帮”上台，姚文元是四凶之一，他是姚蓬子的儿子，父以子显，报上才又见到蓬子的名字。也勾起我对这一风云人物的迷蒙印象。我曾见过姚文元一面，那时他才七八岁，显得聪明而顽皮，我呼他“阿元”。不料这个顽皮孩子，长大后更加顽皮，竟掀风作浪，造下无数罪孽，蓬子倘在人世，亦当自责对阿元有失管教了。

　　卜士奇，湖南人。留俄甚早，留俄同学都称他为“老大”。曾任加仑将军的翻译，东征陈炯明时，他和加仑将军及邵力子与蒋介石生活在一起。蒋经国在俄，曾得到他的照顾。抗战时，任张冲的副手；张冲逝世后，接任顾问事务处处长。后在台湾去世。

　　此外，如袁家镛（后改名严英）、汪浩等等，个个都是博学多闻之士，可惜这些人在中统，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能发挥所长。人才来到国民党便被埋没，这不过我亲见的实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