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刑后的江竹筠，给徐远举留下的一句话是：你只能危害我的身体，动摇不了我的意志。江竹筠在狱中战胜刑罚的英雄行为极大地鼓舞了难友们的斗争意志。而江竹筠在狱中所提出的“加强学习、锻炼身体、迎接解放”的建议，使她成为狱中坚持斗争的一面旗帜。这也是为什么江竹筠在《红岩》中有重要地位的原因，更是文学艺术不断塑造她的一个关键基础。她展现了一个地下党员坚守信仰、忠诚党的事业绝不背叛的人格，以及她以革命事业为主，为免除下一代苦难，愿把牢底坐穿而表现的一种追求“大我”的信仰力量。

　　3、“狱中绣红旗”的究竟是谁？

　　红岩》中的“狱中绣红旗”，描写的是发生在江竹筠所在的女牢房的事，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发生在白公馆的男牢房。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白公馆，难友们为之激动，为之兴奋！梦寐以求的新中国已经成立、五星红旗高高飘扬！他们相互拥抱，在地上打滚。当时，每个难友都在想像新中国成立的热烈场景，每个牢房里都发出了一片高呼声“新中国！五星红旗！五星红旗！新中国！”罗广斌眼见这热烈的情景，忽然一个念头闪现，他动情地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也应该做一面五星红旗，去迎接重庆的解放！”罗广斌把自己的一床红色被面取下，难友们用草纸撕成了五颗红星，但是，五星红旗的具体图案是啥样的呢？大家进行了讨论，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红旗中间应该是一颗大星，代表我们党，红旗四个角上是四颗小星，代表四万万中国人民，紧紧围绕在党的周围。他们用饭粒将草纸撕成的红星贴在被面上。可惜，这面红旗未能扛出去。红旗制作好后，他们把它藏在牢房的地板下。1949年11月27日，保密局下令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实行屠杀，解放后这面红旗才被人发现。

　　忠诚与背叛》还原了这些真实的历史细节，还原了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从历史到文学形象、从文学形象到历史真实，红岩出现了一种回归，这种回归是对革命英雄主义的崇敬，是对历史的一种深入认识，反映了时代的精神需求。

　　二、书中真实披露了两次营救白公馆中被关押的革命者的行动，不同于旧说

　　无论是小说《红岩》还是电影《烈火中永生》，对发生在重庆解放前夕的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都做了另外一种表现，那就是成功营救狱中被关押的革命者。《忠诚与背叛》一书在综合大量档案的基础上，还原了历史真实，即营救工作虽然一直在秘密进行，却没有取得成功。

　　身陷囹圄的革命者，他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但他们也决不是坐以待毙，他们更希望活着，去建设新的国家。他们为有朝一日能冲出牢狱，始终坚持不懈地进行着努力，狱外的党组织也一直千方百计为解救他们进行艰难的斗争，除通过个别上层人物和个别社会关系，营救一些同志出狱外，地下党组织还有计划地准备武装劫狱。

　　1949年7月，川东特委在原市中区临江路45号召开了一次会议，在香港学习归来的江伯言传达了南方局钱瑛对川东地下党的指示：保存力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钱瑛在指示中，专门提到对被捕的党员和进步群众，要千方百计把他们营救出来，需要钱买的，就花钱买。

　　但终因时间短促，地下党组织掌握的力量太小，第一次劫狱计划未能实行。

　　1949年11月14日，敌人继在大坪公开枪杀陈然、王朴等十人后，又在电台岚垭秘密杀害江竹筠等三十人。狱中停止了每天一次的放风，岗楼上又加派了双哨，日夜巡逻，集中营里气氛越来越险恶而紧张了。胡其芬以“吉祥”为化名，综合狱中党员骨干研究的营救意见，给地下党组织写了一份报告，由争取过来的看守黄茂才带出给负责与狱中联络的地下党员况淑华。况接信后当即转交给了沙磁区工作组负责人刘康。

　　刘康接信后，深知狱中同志生命已危在旦夕，决定单独组织武装抢救。刘康与有关同志不断碰头，日夜奔走，在短短的几天里，为武装劫狱筹集到相应的人员武器，并筹集了五十两黄金作为劫狱经费。孰料大屠杀开始，第二次劫狱计划又告流产。

　　两次营救，虽未成功，却仍然反映了集中营内外与敌斗争的一个重要侧面，它将被载入川东地下党血与火的斗争史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