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书中运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脱险志士的回忆，对刘思扬、许云峰等真实的人物形象有了一个客观的还原

　　关于1949年11月27日的大屠杀，《忠诚与背叛》从报告纪实文学的角度做了一个整体的梳理，运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脱险志士的回忆，特别是对《红岩》中的刘思扬、许云峰、成岗、蓝大胡子、胡浩等真实的人物形象有了一个客观的还原，让人们更加认识了《红岩》小说的凝重，同时又更加真实地反映了，在这场大屠杀中革命志士“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愿以我血献后土、换得神州永太平”的革命精神。也许，今天的人们对过去的地下党员用生命和热血去奉献革命的精神感到难以理解。我在渣滓洞、白公馆连续当了20多年的馆长，我与许多观众讨论过这样一个话题，假如我们处在那个年代，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大多数人都会实事求是地脱口而出：“我可能当不了烈士！”有一位观众是这样回答的：要让我选择去当烈士，真怀疑有没有那样的思想基础，但是要我选择当叛徒，良心人格肯定通不过。这就是书中所提到的，忠诚与背叛随时在拷问着每一个人，只是今天的背叛，不是投降当特务，而是背叛自己的政治信仰。

　　四、关于叛徒甫志高的几个原型人物

　　叛徒甫志高对很多人来说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人们在交谈中，经常会用甫志高这个名字去形容背信弃义的现象。在《忠诚与背叛》书中，对叛徒甫志高的几个原型人物都做了历史真实的还原。如“两面双料型”叛徒任达哉在执行“隐蔽精干”政策时，他为了获得生活来源，参加军统情报收集工作的培训，虽然没有实质干过工作，但是在重新恢复党组织关系的时候，他隐瞒了这段经历。当他被捕后特务却以此将他攻破，成为《红岩》里第一个叛徒；而“甫志高”的原型主要是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他们都是1938年加入共产党组织的，应当承认他们在地下斗争期间也做了许多工作，否则也不会担任到一定的领导职务。在地下党的十年工作、斗争过程中，他们也有过危险，也随时都有可能流血牺牲，他们被捕后也不是一下子就叛变了的。罗广斌在报告中指出：“他们在叛变过程中，不是一天二天，也不是毫无矛盾和痛苦的”。问题就在于是什么决定了他们在这个“矛盾”和“痛苦”过程中选择了叛徒这条道路？研究这个问题不仅是历史的，而且也是现实的。

　　红岩中的叛徒大多都在地下党内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他们的叛变对革命事业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计的。从他们叛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认识问题的世界观不正确，看待问题的人生观很错误。而这些又没有能够在他们的经历中随时得到调整，以至遇到考验的时候，就避免不了出问题。罗广斌同志根据狱中同志的讨论和研究，对此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他在报告中指出：“在蒋介石匪帮长期黑暗统治的地区，尤其是四川，地下党的困难是相当多的。在秘密工作的原则下，横的关系不能发生，下级意见的反映和对上级的批评不容易传达。因此，总的斗争原则的把握，必须要有相当的经验、能力的领导者。领导得是否正确，基本上决定了斗争的成功或失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在分析了客观上的原因后，罗广斌同志又分析了主观上的原因。他在报告中写到：“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没有经常的组织教育”，这是领导人蜕化成叛徒的基本原因。因为“毒刑、拷打，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有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能通过考验……”

　　周恩来同志在领导南方局工作的时候，曾经要求党员随时思考和回答一个问题：在战场上，面对敌人的枪弹，我们能做到勇敢坚定，但是面对长期的监禁和刑罚的摧残，我们如何做到不变节？忠诚与背叛，对一个政党保持先进性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忠诚与背叛，在现实生活中随时在拷问每一个党员：如何忠诚而不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