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手书五言联。（来源：资料图）

　　南都：他这个思路是不是有点超前，所以难以在当时的中国实现？

　　迟云飞：宋教仁这条路后来看是失败的。失败在于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中国的精英分子没有法制的习惯和观念，没有民主观念。民主好像只是一块招牌，实际上大家并不习惯民主的原则、民主的行为方式和民主的治国理念。中国的专制传统太深厚了，从秦始皇开始，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传统，怎么可能在1840年代以后的70年里就改变呢？所以宋教仁是一个孤独的先驱者；或者倒过来说，先驱者必然孤独。但整个社会要发展进步，需要有孤独的先驱者。

　　南都：宋教仁坚持的这套民主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迟云飞：跟他的经历和个人兴趣有关。清朝末年面临严酷的民族危机，宋教仁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这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宋教仁少年时代听到甲午战争失败，台湾割让给日本，就痛哭赋诗：“要当慷慨煮黄海，手挽倭头入汉关。”因为清政府在列强侵略时一再失误，愚昧颟顸，使得宋教仁这些人倾向于革命救国。1903年黄兴从日本回国，在武汉宣传革命思想，结识了宋教仁。两人一拍即合，成为好朋友。1904年，宋教仁与黄兴等人创立国内最早的革命团体华兴会。之后他到日本留学，创办《二十世纪支那》杂志。在日本，宋教仁上的是法政大学为中国留学生办的速成科，学法律。很多人都进过这个速成科，包括陈天华、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等人。后来因为被清政府通缉，宋教仁只好退学出来，改名进入早稻田大学。这段期间，他潜心研究了西方的法律、政治、宪法，这是他获得民主宪政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他在日本的日记里，常常强调“自我”，是一种现代意识苏醒的体现。

　　另一个途径是翻译。宋教仁在日本学习期间翻译了《日本宪法》、《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等著作，等于是系统地研究了西方民主宪政的制度模式。

　　南都：看来宋教仁的民主宪政思想主要是在日本形成的。

　　迟云飞：也不只是日本。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以后立宪派发起了国会请愿运动，声势很大，当时在日本的宋教仁很关注这些活动。另外，日本当时的自由民权运动也引起宋教仁的关注。他跟日本的不少民权运动家有接触。宋教仁认为日本虽然颁布了宪法，也设立了责任内阁，号称宪政，但实际上还是专制，政权由当初参加倒幕运动的西南各藩藩阀把持。所以宋教仁当时就有一种观点：他认为中国革命成功以后，不能是革命有功的军人来把持政权，否则就不是民主，还是专制。1911年，武昌起义还没爆发时，英国通过了《国会法》，削弱了贵族上院的权力，大大增加了平民议员下院的权力。宋教仁写文章欢呼，认为这才是真正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