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在革命党人的会议上提出了革命三策，上策是中央革命，就是在北京发动起义，一举推翻清政府；中策是进行中部革命，就是在中原地带，一个省或者几个省同时发动起义；下策就是原来孙中山的做法，在边境召集人马临时发动起义，再北伐。

　　南都：最后是采用了“中策”？

　　迟云飞：革命党人讨论，觉得上策太难。因为北京这个地方市民新知识的灌输不够，让北京市民起来革命很难，北方军队受革命的影响也很小。下策在边地起义的失败是已经证明了的。所以最好是实行中策。后来也确实是在武昌发动起义，然后各省响应，这就是中部革命的成功。所以这也是宋教仁和孙中山的分歧之一。但我觉得民国建立以后，宋教仁主动做了一些调整。

　　南都：调整？

　　迟云飞：比如民国以后，宋教仁在多次演说中都表示非常尊重孙中山。他有好几次说，我们革命的成功是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实现的。把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的时候，他也事先打电报征求孙中山和黄兴的意见，得到支持才做。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们关系是做了一些调整的。孙中山有时也为宋教仁说话。比如国民党成立大会上，有个女革命党人叫唐群英的上台质问宋教仁。因为有的小党提出取消原同盟会纲领里的“男女平权”。宋教仁就取消了这一条。唐群英领人上台质问宋教仁，还给了宋教仁一个巴掌。后来轮到孙中山演说，孙中山为宋教仁开脱说，我们现在头号任务是保住共和，男女平权可以稍稍往后一点。如果共和维持不了，男子的权利都没有，女子权利就更没有了。所以我觉得民国以后宋教仁对孙中山的态度，是政治上更成熟的表现。他不再意气用事，能够较稳妥地处理各种关系。

　　身后：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章太炎说他很有才华，堪当重任，能做总理。包括立宪派人士，在宋教仁死后都赞他为“民国柱石”、“巨星陨落”。孙中山的挽联里说：“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南都：总的来说，当时宋教仁的革命同志中与他有同样思想的人多吗？

　　迟云飞：宋教仁应该算是民主政治方面研究、思考最突出的一个，黄兴与他的思想很相近，但大多数革命党人并没有如此清晰和坚定的政治理念。从辛亥革命爆发以后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来，很多革命党人觉得只要是汉人的政府就可以，至于要专制还是民主，独裁还是自由，大多数人其实没有仔细想过。在这方面，宋教仁可以说是有湖南人的那种“认准了一条道，九头牛都拉不回”的性格。当时很多支持民主宪政的国人，包括立宪派和革命党人，都是为了使中国强大而选择宪政，宪政只是工具。但宋教仁将民主宪政本身看作目的，看作最重要的价值。他认定民主宪政就是优于专制独裁，认定两党制、责任内阁就是好的政治制度，中国一定要走上这条路。

　　南都：你说这方面他跟孙中山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迟云飞：不一样。宋教仁在革命前已经认为，中国革命以后要立即颁布宪法，立即实行民主宪政、实行政党轮替这些制度，这和孙中山恰恰不同。实际上孙中山的思想和西方的民主思想不完全一样。孙中山主持制定了《革命方略》，把革命之后分作三个时期，叫做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革命方略》规定革命成功以后，在一定的时间内（军政时期）要由革命党人来垄断政权，别的政治势力不准参加进来；然后进入训政时期，一步步实行地方自治，革命政权一点点放手。最后到宪政时期，才正式颁布宪法，实行政党政治；所以国民党是长期训政，一直到了台湾，到蒋经国时代才结束训政，允许自由成立政党，进入宪政时代。

　　南都：孙中山是不是觉得当时人民还需要教育才能学会民主？

　　迟云飞：这是那时候人们普遍有的一种想法。孙中山认为当时的中国有先知先觉的人，有后知后觉的人。先知先觉的人要承担起领导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责任，革命党人包括他自己大概就类似这种先知先觉的人，所以革命后就要由这些人领导国家。宋教仁也觉得有些人可能是社会精英，要领导国家。但他觉得完全靠一种精英来领导国家，甚至达到专制的程度是不可取的，他还是主张两党轮替的民主。所以宋教仁是当时比较独特，比较突出的，希望完全按照西方民主模式来建设中国的一个政治家。

　　南都：他如此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性格和行事会不会比较偏执？

　　迟云飞：其实他有时候也善于妥协。比如在创立国民党的时候，他就能够把自己的理想稍微放低一点。当时参与组党的一些小党，要求把“民生主义”取消，宋教仁就在国民党的宣言里改成“采用民生政策”来淡化；有的小党思想还比较保守，要求去掉“男女平权”，宋教仁是支持男女平权的，但他也让步了。民主的本质就是妥协，对宋教仁来说，只要赞成民主宪政，对抗专制独裁，其他是可以让步的。相比之下，孙中山就较为专断。

　　南都：当时宋教仁的革命同志们如何评价他？

　　迟云飞：黄兴、谭人凤、章太炎、于右任这些人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认为他坚持的民主宪政思想很难得。章太炎跟孙中山矛盾很深，但对宋教仁评价却很高。章太炎公开说他很有才华，堪当重任，能做总理。包括立宪派人士，在宋教仁死后都赞他为“民国柱石”、“巨星陨落”。孙中山给他的挽联里说：“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南都：最后，关于宋教仁，还有什么必须提及的？

　　迟云飞：有必要提及的是，他们这一批人是中国第一代现代知识分子。完全意义上的国家认同是从他们这一代才真正开始的。

　　南都：如何理解？

　　迟云飞：比如说“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家”，现在看来是很简单的事，但在那时候，他们是真正第一代拥有这种意识的人。因为在这以前，中国的传统知识是笼统的天下意识，没有明确的国家意识。而且传统的认识中，国家和政权就是一个，爱中国也是爱大清。从宋教仁这一代知识分子开始才区分了两者：我爱中国，但我可能需要把大清推翻了，才是真正的爱国。这一代知识分子还追求国家的富强。真正把国家和政权完全区别开，彻底追求国家的富强，这是近代中国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