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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列宁的往来函电

　　宋庆龄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孙中山很早就同情俄国革命，并且密切地注视着它的进展。他在听到俄国革命成功的消息时高兴到了极点，在1918年，他拍给列宁一个电报，祝贺这个伟大的胜利。”

　　“孙中山十分珍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教训。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把这些教训变成了行动，修改了他的革命纲领，复兴了国民党。”据她回忆：“在1922年，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第一次建立了直接的联系。

　　可惜的是，这些信件在那年6月陈炯明广州叛乱中火烧总统府的时候被焚毁了。”孙中山与列宁直接往来的函电，“多由孙夫人及廖仲恺、朱执信等”起草。

　　1922年初，远东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列宁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国共两党的代表，并提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表达了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真诚愿望。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最后确定了国共合作的路线方针，决定以共产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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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对国共合作的促成

　　李大钊在上海多次拜访孙中山，与他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宋庆龄常常参加这些讨论。李大钊的真诚及对中国革命问题的透彻分析，使孙中山、宋庆龄深为敬佩，他们常常“畅谈不厌，几乎忘食。”

　　上世纪30年代，宋庆龄向国内外介绍这段历史时曾说：“在1924年，为国共合作问题正在进行讨论时，我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他不止一次向我说：‘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消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

　　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还多次说起她与孙中山的这点共识：“我记得当时我问他为什么作出这个（国共合作）决定。他在回答时把国民党比作一个就要死的人，他说这种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

　　通过讨论，宋庆龄以这种极其尖锐明晰的“提问”，帮助孙中山在国共合作问题上，观点更明确，认识更深化，态度更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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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作用无人能替代

　　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更反对三大政策。即使是孙中山的亲密助手，如胡汉民、汪精卫等，或是有条件地支持，或心存疑惑。只有廖仲恺、宋庆龄是最坚定的。她忆述当年国民党内尖锐激烈的斗争时说：

　　“国民党右派不满意孙中山倾向于社会主义和刷新三民主义的做法。他们十分厌恶他的三大政策，特别是‘扶助农工’这一条，他们认为这一条是对他们利益的威胁。……有些人就来找我，以为我会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

　　田桓亦有类似的回忆：“他们中的某些人，当时以为宋庆龄同志年轻可欺，便去找她，妄想通过她来影响中山先生的革命行动，当即遭到宋庆龄同志义正词严的拒绝。”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标志着国共合作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