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他说： “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在现代史上，梁漱溟以特立独行而著称。终其一生，他坚持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不趋炎、不附势、不妥协、不畏惧。是一位真正的大儒。程思远先生对梁漱溟的评价是：潜心行学、一代宗师、探索人生、无所畏惧。我认为，梁先生是完全当得起这样的评价的。

　　1941年，梁漱溟在香港创办《光明日报》。当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梁漱溟等人经介绍结识海上豪杰“吴发仔”，由他安排，乘船过海到大陆。当时，吴发仔手下有几千义民，担任抗日工作，将内地急需的物资如汽油等运送到大陆。

　　那天晚上，月黑风高，吴发仔运棉纱的船共有16只，分三批出发。梁漱溟原先是和一位陆君乘一船，后友人发现梁漱溟和陆君都不会粤语，怕万一出事不好应付，于是让梁氏换船，与擅长粤语的陈君一道走。随后，小船在夜幕的掩护下扬帆而去。那天晚上，风大但风向顺，一开始，小船向箭一样向目的地驶去，后半夜风向突变，小船开始颠簸，又苦又咸的海水不停地溅入口中，小船随时有被海浪掀翻的危险。熬了一天一夜，梁漱溟这只船总算靠岸。吴发仔一清点，有十三只船被海匪劫去，到达的三只船，一船的货物被劫光，一船被海匪劫了两次，只有梁漱溟这只船安然无恙，毫发未损。原先与梁氏乘一船的陆君下落不明。如此经历让梁漱溟感慨不已，也让他感到十分幸运。

　　他后来对儿子说：“第一个感想，自然是：我太幸运！在香港炮火中，敌军和盗匪遍地行劫中，我安然无事。冒险偷渡出港、出澳，一路上安然无事，始终没碰到一个敌兵、伪军或土匪。不但没有危险，即使辛苦亦只往香港仔下船时不足二十华里的平路，哪算得辛苦呢？损失亦没有什么损失。人家或被劫若干次。我不但没有遇劫，而且自己弃于香港的一箱春夏衣服，还意想不到有朋友给我送到桂林。所以和人家谈起来，任何人亦没有我这般幸运！”

　　梁漱溟的幸运当然是一种偶然，但这样的偶然在梁漱溟的生活中一再出现。

　　1939年，梁漱溟视察敌后游击区，数次遭遇日寇伪军，但他总能化险为夷。六月十日《日记》：“黎明行抵连谷峪，入民家小睡，遽闻枪炮声，知前方已发生战事。出门遥见敌骑在西面山岭上，空中并有飞机，即向东向南趋奔。”六月二十四日《日记》：“行抵对经峪一小村……方解衣烘烤觅求饮食之间，闻石人坡方面枪声大作，知是接触开火。不敢怠慢，出村向东北一高山攀登……至山脚入岩洞掩蔽。洞内已人满，见我等异乡人物，指点隐于最后。此时前后各山头敌我两军渐集，不久开火，各种枪声、炮声、炸弹声、飞机声震耳。”六月二十五日《日记》：“此时洞内空无他人，可以走动向外了望，对面山头敌人旗帜、军官皆在目中。约十时后战场转至西北方，枪声稀少，敌旗撤走，三两敌人下山搜索，两次经洞口外走过，却不入内探视，我等乃得以安然无事。”

　　在香港，梁漱溟的经历也是险象环生，而最终却是安然无恙，仿佛他就是台风中心，其他地方已被肆虐得一片狼藉，满目疮痍，而他衣冠整洁，毫发未损。如他在信中所云：“就以此番香港战事而言，我离开黄泥涌道不久，敌军便占了黄泥涌道；我离开轩鲤诗道黄家，并将衣服取走之一天，黄家便被匪劫。”

　　屡次化险为夷、死里逃生的传奇经历给了梁漱溟这样的信心：“我是碰不到凶险事情的。我在某处，某处便无凶险事……这样的暗示给我一种自信！我总是平安的。”“一旦出事，总有不相识的人出来搭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