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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自述:我若死天地将变色 历史将改辙--中国年鉴(2)
我认为,梁漱溟之所以能有惊无险地逃过一次又一次的劫难,应归功于他处变不惊、镇定自若的良好心态。梁先生非同寻常之处就在于,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神色自若,若无其事。1939年,梁漱溟出入敌后长达八个月,和他同行的人无不说他胆子大,不管遇到什么险情,他总是神色自若,如同无事。冒险出香港时,路上有位范君,也对梁先生大加赞叹,说:“梁先生真奇怪,若无其事!梁先生了不起,若无其事!”
所谓“若无其事”,兼指梁漱溟先生的身体如常,能应付任何困难,修养超常,能吃得任何辛苦,不叫苦,不抱怨,乐观自信,谈笑自如。其实,梁漱溟的身体并不比别人强健,但由于心态好,饮食起居,一如往常,所以,疾病也就侵袭不了他。梁先生曾对自己的家人说:“其实我原是心强而身不强的人,不过由于心理上安然,生理上自然如常耳。你若是忧愁,或是恼怒,或是害怕,或有什么困难辛苦在心,则由心理马上影响生理(如呼吸、循环、消化等各系统机能)而起变化,而形见于体貌,乃至一切疾病亦最易招来。所以心中坦然安定,是第一要事。”
遇险若无其事,镇定自若,也就能从容不迫,化解磨难,走出困境;相反,如是胆小怕事之辈,遇事慌乱,手足无措,反而难逃不测。
梁漱溟在险境中为何能做到若无其事呢?关键在于梁漱溟先生有不同一般的人生观。他说:“我心中何以能这样坦定呢?虽然这其间亦有一种天分的,但主要还由于我有一种自喻和自信。自喻,就是自己晓得。我晓得我的安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太大的一件事。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不用担心。
“假如我所作所为,只求一个人享乐,那么,我的安危只是我一人之事而已。又若我做事只顾一家人的生活安享,那么,我的安危亦不过关系一家而已。但不谋衣食,不谋家室,人所共见……我栖栖惶惶究为何事,朋友国人,或深或浅,多有知之者。”
一个人,不追求个人享乐,“不谋衣食,不谋家室”,何惧之有!对于一个终身为百姓利益为国家利益奔波劳碌的人来说,死亡,毋宁是一种休息!莎士比亚就曾说过,死是——竟日奔忙后的睡眠。
梁漱溟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不用担心。与其说,梁漱溟不担心他的安危,不如说,他根本无暇顾及个人的安危,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忙碌、思考、奔波,他哪有时间考虑个人安危?
梁漱溟自14岁后,就一直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一个是社会问题(或中国问题)。抗战爆发时,梁先生已年近50,而他思考的两个问题也已渐渐成熟:“一是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对孔孟之学和中国文化有所领会,并自信能为之说明;一是基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而对于解决当前大局问题,以至复兴民族的途径,确有所见,信其为事实之所不易。”
对于前者,梁漱溟计划写三本书来阐述,这三本书是:《人心与人生》《孔学绎旨》和《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认为,写完三本书,自己这方面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关于后者,梁漱溟已出版了三本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和《我努力的是什么》,但是要实现书中所写到的各种设想,梁漱溟还需要不断奔走努力。换句话说,梁漱溟认为,历史赋予自己的人生使命还没完成,所以自己不会死。
他说: “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
有人说,梁漱溟这番话有些狂妄,其实,“狂妄”是其表面,其内核则是“坚定”。梁漱溟以这番故意略显“狂妄”的话来显示自己坚定的信念——一定会完成历史赋予自己人生使命,只有到那时,自己才会坦然赴死,含笑九泉。在“狂妄”话语的背后,梁漱溟显示了他对磨难、险境、敌人的藐视,言下之意是,任何人任何险境也阻挡不了他“潜心行学”“探索人生”的脚步。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才理解了他下面的这句话:“虽泰山崩于前,亦可泰然不动;区区日寇,不足以扰我也。”对梁漱溟来说,这句话绝非冠冕堂皇的大话,而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
一个人,如果像梁漱溟这样有高尚的人格,有远大的目标,自然不会为一时的困难所吓倒,为眼前的险境而恐慌。只有丧失了自信、丧失了理想的人,才会恐惧哀伤、张皇失措,乃至消沉颓唐、一蹶不振。
1940年,梁漱溟在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当时,日寇丧心病狂轮番对重庆进行轰炸,但梁漱溟无所畏惧,一反常规地不去躲警报,照常看书思考,埋首工作。
1940年5月初旬的一天,重庆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三位青年,躲警报回来,发现学校操场上放着一张藤圈椅,一问,才知道是他们的客人在警报时间内从房内搬来看书的。他们的客人戴一副无边框眼镜,身穿长袍马褂,他就是梁漱溟。
警报响起,众人匆忙钻入防空洞,而梁漱溟先生却从房间内搬出椅子,若无其事坐在操场上,安安静静地读书。在敌机轰鸣中,在爆炸的声浪中,梁漱溟先生端坐读书的身影,是那么稳重那么坚定,如磐石,如支撑他一生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