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阎锡山的日记里，也描绘了抗战期间日军的诸多暴行。比如1938年4月17日写到日军的无人道甚至剥人皮的暴行：“焚烧奸杀无不施，敌人亦人忍何斯。手柔识字尽皆杀，为扭马缰剥人皮。”

　　本文摘自：《南方都市报》2011年8月28日GB23版，作者：刘大禹（湖南科技大学副教授，湖南湘潭），原题：《“抗战到底，死而后已”的阎锡山》

　　阎锡山日记》是一部尘封多年、记录民国复杂多变又颇具代表性人物阎锡山的感触感悟、所思所虑的日记。日记所记的主要时间段是抗战期间。关于日记的内容，如阎锡山所言：“此日记不记事而记事之理。”尽管主要记理，偶尔也穿插了少许记事。阎锡山日记的出版，为民国人物与思想研究提供了相当珍贵的材料。日记中有关阎锡山的为人处世、行政理念、政治民主化、现代化、经济化、军事化等方面，着笔颇丰。透过日记，感受最深的是阎锡山对抗战的态度。

　　阎锡山的政改之道

　　阎锡山能左右逢源，久踞山西而不倒，与其处事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阎锡山认为要干出一番大事业，必须学会一个“忍”字，“能容大逆者始能受大任，能忍大辱者，始能成大事。”“容忍”两字为内功之最要者。“忍”和“毅力”是相联系的，他认为“以和平坚毅四字办事，事必成”，这种“容忍”与“坚毅”的处事方式也是他处理内外关系的准则。

　　应对国难，并不单纯是一个军事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九一八事件之后，国民党内外谋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比如以北方知识分子为主体所创办的《独立评论》杂志，即对民主与专制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此时的阎锡山也提出了改革政治的主张，但这种改革并不是唱高调，“为政最坏是唱高调。高调，愚者易为所感，智者亦难补救”，“改革政治，找着空隙，始能一呼百应，天下从风。”

　　中国需要何种政治体制来应对危机？阎锡山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法西斯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发行股票等没有实际价值，必然带来通货膨胀，制度罪恶有三，一是强盗，二是杀人，三是扰乱；他也认为“法西斯主义，对内终必造成革命，对外终必惹起战争。”至于共产主义，阎锡山也不赞成，他说“资本主义是资本家抢夺劳动者，共产主义是政府抢夺劳动者”，“掠夺人之物为己用，盗也；掠夺人之物以惠人，亦盗也。前者为资本主义，后者为共产主义”。

　　阎锡山认为，最好的政治制度应该是实行有人民监督的民主政治，“人民监政为民主政治不可少之举，亦为民主政治不可辞之责”，“民主政治无人民之监督，是黑暗之政治”。只有通过民主政治的建设，“国以威信立。政府只谋利害而不顾威信，国乱难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