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关于对待历史上的“叛徒”问题，除了对革命者“政治道德”的气节大义的考量之外，如果是一个十分具体的指称，则应该对有关事实十分慎重，因为它涉及当事人的政治生命。在政治运动中，它可以是鞭笞和打击革命队伍中出现的真正叛徒的严厉道德武器，也可能滥用为政治斗争中的工具——这样一来，就混淆了是非，不免造成冤案。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1年第4期 ，作者：散木，原题：《“红与黑”：革命历史上的真假叛徒》

　　中国革命涌现了许多慷慨悲歌的先烈，也曾出现过许多经不起考验的叛徒。前者，仅就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的统计，在国民党的“清党”运动中，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即达31万之多，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夏明翰、郭亮等这些人们熟知的中共杰出人物，就是相继牺牲在白色恐怖之下的。此后，在1938年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总书记张闻天曾宣读了一个开幕词，他在回顾了中共自五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后，动情地说宣读了一份多达90位牺牲者的名单，并带领与会者全体起立默哀。

　　其中，许多先烈的牺牲是因为叛徒出卖而导致的，如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恽代英、杨匏安等，有的甚至是直接死在了叛徒的手下，如项英、周子昆。因此，人们格外地痛恨叛徒。

　　为了吸取历史教训，叛徒也应该有一份类似“中共高级叛徒名录”的历史档案，如张国焘、向忠发、顾顺章、白鑫、卢福坦、王云程、李竹声、盛忠亮、龚楚、孔何宠、何畏、涂振农、邢仁甫、曾洪易、余洒度、旷朱权、郭炳生、赵凌波、郭潜、徐梦秋、袁晓轩，等等。但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一向倡导“气节”，于是叛徒历来受到人们的鄙视和不屑，在大量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只剩猥琐和丑恶，以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本翔实的《叛徒史》。

　　同样，革命领袖毛泽东也深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仇视叛徒。

　　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强调党的建设，其中他还特别强调革命气节的教育。他说：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展或将要开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就需要学习季米特洛夫讲的四条”，即“1.要无条件地献身于工人阶级的事业，忠实于党，并且在敌人面前——在战斗中、在监狱中、在法庭中——受过考验的；2.要极密切地接近群众；3.要能独立地自觅方向，不怕担负决策的责任；4.不但在对一切违背布尔什维克路线的现象作不调和的对抗时，而且在对阶级敌人作斗争时，都要守纪律，受布尔什维克的锻炼”。在延安整风时，这四条在党内得到了广泛的普及教育。毛泽东还曾说：“你是不是无限忠心，要用客观的标准来衡量。季米特洛夫讲得好，这要在战斗中，在监狱中，在法庭上经受考验的。”他还说：革命者要讲革命道德，其中，不能光听其言，也不能在某一时间观其行，要“永久奋斗”，“三十年前的汪精卫，二十年前的康白情、罗家伦、张国焘，他们都很英勇，但是都有一个缺点，就是奋斗比较差，没有‘永久奋斗’的精神”。（1939年5月30日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的讲话）汪精卫曾经是反清的英雄，几乎成为“烈士”，后来却是让人齿冷的第一大汉奸；康白情、罗家伦、张国焘，则是北京五四学生运动的佼佼者，后来先后脱离革命，张国焘更成为中国革命的大叛徒。毛泽东特别鄙视“有一些人，他们嘴上道德、气节乱喊一阵，但在政治上是不坚定的，中途会变节的，这是无道无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