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也在这个结论上添写道：“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问题是这个“应该认为”到了后来严酷的政治环境下，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对“叛徒”的理解趋于僵硬之后，原来丁玲的这段历史问题，就已经不是毛所能接受的了。（周扬等人到后来也一直认为丁玲有“历史污点”。但在“文革”中，周扬也被打成了“叛徒”。事后，周扬回忆说：当时，他对所谓“说理”的批判还可以承受，最难接受的是硬让你承认是叛徒。他说：“我没被捕过，怎么会是叛徒！不承认就动手打人。”当时周扬的一双耳朵都被打聋了。）

　　因此，1955年“反胡风”和1957年“反右”运动之间的“丁、陈反党小集团”和“丁、冯反党集团”的案件，由于有了丁玲历史上的“自首”问题，就成为指控者非常方便的一个口实。这一“集团”的人数也不断增加——除丁、陈、冯三人之外，还有丁玲后来的丈夫陈明，以及李又然、艾青、罗烽、白朗、秦兆阳等。而毛泽东曾过目所有指控的材料，并提出重新公开发表和批判丁玲等在陕北时写下的《三八节有感》等文章，他还在“再批判”的“编者按”中改写和加写道：“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

　　丁玲获知这一切时，只能怅怅地发问：“难道他就一点也不了解我吗？”

　　陈独秀是“叛徒”吗？

　　毛泽东在回顾中共的历史时，提到大革命的失败，就要提到陈独秀。毛泽东曾说陈是一个“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尾巴主义、取消主义、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并把他与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相提并论。

　　1937年，毛泽东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的演说中说：“有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比如外国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就是很好的例子。在中国这种人也不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献给敌人作见面礼。”这段讲话中虽然没有提及陈独秀，但那意思已经呼之欲出了。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青年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讲演时则明白无误地说：“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吗？他后来干了什么呢？他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青年运动的方向》）1964年6月，毛泽东又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们党的历史有五朝领袖，第一朝是陈独秀，第二朝是瞿秋白，第三朝是向忠发（实际是李立三），第四朝是王明、博古，第五朝是洛甫（张闻天），五朝领袖都没有把我们搞垮，搞垮不容易，这是历史经验。”

　　这里，所谓“搞垮”，轻一点是指“路线错误”，重一点的话就几乎等于是说“叛徒”和“变节分子”了。但这和历史上真实的陈独秀是不符的，之所以要这么指称，其实是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追根溯源，即寻找出这么一条与“革命路线”相针对的“反革命路线”，便于在政治运动中频繁使用这种“革命话语”和“革命逻辑”，加大批判的效果和声势。

　　于是，正如胡耀邦后来曾说过的：建国以后“这二十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有时简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长制；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一些坏人从中拨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的一次长时期的深刻危机”。这又让他非常想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说他从10年“浩劫”开始就在思考这个问题。那么，当毛泽东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想法时，为什么又要在外地（如上海）与人密商（张春桥、姚文元等），从海瑞、李秀成、瞿秋白这些古人和死人身上发难呢？

　　领袖人物的被捕经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如果从战争年代的中共七大说起，当时领导班子“五驾马车”（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的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除了刘少奇、任弼时有过被捕的经历之外，其他三人没有被捕的经历。此后，至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在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这六位政治局常委，也只有刘少奇有过被捕的经历。到了1958年5月，在中共中央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由此形成了新的中共的七大领袖——“毛、刘、周、朱、陈、林、邓”，这其中，在战争年代有过被捕经历的，只有刘少奇。不过，严格地说起来，在民主革命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年代中，中共的领导人或多或少都有过惊心动魄的斗争经历。如毛泽东，他在战争年代可谓身经百战，又多次化险为夷。1927年9月初的一天，当时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奉命到长沙组织秋收起义，在湖南浏阳与江西邻界的张家坊一个客栈内，毛泽东正准备吃饭，忽然闯进来一帮前来搜查的团丁，他们怀疑毛泽东是“共党嫌疑犯”，便将他和其他一些“共党嫌疑犯”一道，押往不远处的团防局。其间，毛泽东借机和团丁唠嗑，趁团丁放松警惕，在经过山林时逃脱。与毛泽东相同经历的，还有朱德、邓小平、林彪。至于周恩来，他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也遇到过一次危险，后来又有一个“伍豪启事”的旧案。“文革”中，“四人帮”多次企图通过所谓“伍豪启事”给周恩来加上“叛徒”的罪名。任弼时曾于1928年和1929年先后两次被捕，狱中受到严刑折磨，但他坚贞不屈，后经组织营救出狱，而且任弼时逝世较早，也就与“叛徒”八竿子打不着了。陈云也曾与周恩来一起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斗争，据《亲情话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陈云的女儿陈伟兰回忆说：“文革”时，大街上贴了很多大标语、大字报，说陈云是叛徒，“我问爸爸，你是叛徒吗？爸爸认真负责地给我讲了他的一段历史，说明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中只被外国租界的巡捕扣押过几个小时，并且是与期货人一起。后来巡捕房找不到什么疑点证据，很快就放了人，此后他再也没被捕过。最后爸爸非常严肃地说，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绝不会做对不起党和国家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背叛过党。”原来陈云从来没有被捕过，只是在上海租界罢工时与商务印书馆的工人一起被关押了几个小时，所幸身份没有暴露，很快得以释放。

　　陈云因为曾在上海从事过地下斗争，后来在长征途中奉命经由上海赴苏联，当时上海苏州河上的每个桥头都有国民党特务把守，其中很多是叛徒，陈云不幸被认出。当时陈云十分机敏，他毫不慌乱，两眼逼视特务，又用低沉且严厉的声音说：“如果你敢指认我，共产党早晚有一天要找你算账。”叛徒特务受到威慑，只好扭过头，装作没看见。这是陈云熟知叛徒的心理，他们最害怕“红队”（即中央特科的“打狗队”）的惩治，所以陈云敢于硬碰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