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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中的康生:掌握政权后许多人不会用权力--国家年鉴(3)
这次抓人之后,中央正式宣布普遍审干开始。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向中央直属机关作动员报告,当他宣布延安逮捕了200多人时,许多同志吓得面色苍白,茫然失神。
接着,康生把假特务张克勤当做典型,叫他到中央大礼堂、边区政府礼堂以及一些单位做“坦白交代”的报告。康生拍着张克勤的肩膀说:“你要好好坦白,感召失足者”,“你成了名人了”。
张克勤根据审讯人的提示和读过的侦探小说编造了一大篇“坦白交代”,而康生却说三“在所有的案子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张克勤提出了‘红旗政策少”;“张克勤提出‘红旗政策”,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殊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使我们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使我们对延安特务的数目之多,得到了一个答案”。于是他把甘肃、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省的地下党,统统宣布为“红旗党”。他当时还不敢说陕西的党全是“红旗党”,但他说关中、汉中的党组织是“红旗党”。这“红旗党”就是这样从康生的头脑中设计出来,通过审讯人员教给被审查者,变成“供词”之后,又反过来作为康生扩大“肃反”的依据。
1943年轰动一时的“绥德特务”案件也是假案的典型。这里仅以绥德师范为例:该校师生员工共350多名,“失足者”竟达162人。该校语文教师栾丁生被打成“六个县的特务头子”。那时,假坦白成风,只要点到谁,谁就会立即承认是“特务”,而且谁瞎编得越多、越离奇,谁就越受赏识,越光荣。康生十分欣赏“绥德经验”,不仅在延安到处推广,还通过新华社,广发到各根据地。七月,他又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并邀了绥德师范一个女学生作“坦白交代”的典型发言,该女生编了一套她自己怎样“失足(又失身)”,加入了特务组织,又怎样用美人计进行特务活动等玄妙的故事。康生极为欣赏,让她到处作报告,待为上宾,和首长同坐主席台上。
绥德的肃反扩大化,引起了民主人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强烈不满,为了弄清真相,组织上派我带几个人到绥德去处理那里的烂摊子,我在那里的工作是受到边区政府和西北局的肯定和重视的。可是我在1963年被捕之后,康生仍企图把它变成我的罪状之一,说我“放走了许多特务,把绥德的特务线索搞断了。
1943年10月间,我应召回到延安。我在绥德期间,延安逮捕的人更多了,这些人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边区保安处,一个是枣园后沟的社会部,这两处关押的人,被认定为“特务分子”。另外一些人集中在中央党校、边区行政学院和西北公学等处,有上千的人,是被认为社会关系复杂、政治面貌不明而又搞不清楚的。更多的人则留在本单位进行“劝‘说”,促其“坦白交代”。九月份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康生耍了个花招,叫做“‘抢救’告一段落,以后要靠‘自己救自已’”。而转为“自救”之后所发生的变化仅仅是打人骂人的现象少了,吃不饱饭的现象却未改善,逼供变成了诱供,“坦白”了可以吃好喝好睡好,戴大红花,骑大洋马,上主席台。于是出现了更多的冤假错案。
康生的“功劳”
1944年春,中央一再催促西北局将审干、肃反工作做个总结。这个总结报告由我和周兴起草,我们如实地叙述了运动的经过,承认了许多缺点错误,提出了纠正的意见。康生命我们写好一部分就送他一部分,于是分段送给了康生,稿件全部交给他以后,他压了好几夭,最后说“不能用”,而是他自己重新编了一套。
3月29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大摆其“功”。他说:“在这一年另两个月的工作中,我们清出了许多暗藏的侦探奸细,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创造了新的反奸路线,获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些“巨大的成绩”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在党的组织内清出了托派、国特王实味等内奸分子;在政权系统中清出了王毓琪、吴南山、樊作材等特务分子;在军队中清出了吴奚如、许遇之等暗害分子,在民众中清出了杨宏超、邓应贤等特务分子及其组织;在学校系统中清出了栾丁生等特务分子,在工厂系统中揭破了张志刚等特务分子……”
他所列上述名单中,除了吴南山确系“戴案”分子、杨宏超是军统特务(此人并未向军统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他瞎编情报为了卖钱,并很快破获了),邓应贤、张志刚二人我不了解以外,其余都是地地道道的冤假错案。
他报告的基调是一味肯定成绩,反对“极右”。他说:“我们这次反奸并未完结,仅仅是从坦白运动开始转入甄别工作。在过去坦白运动阶段中,我们突破了特务,巩固了自己,在思想上消灭了被资产阶级同化的危险,在组织上保障了内部的纯洁,在反奸工作上创造了新的路线,新的方法,得到很大成绩。如果不进行这项工作,就会使党受到很大损失。在这一点上如果还有怀疑,那就是极右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