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抓人之后，中央正式宣布普遍审干开始。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向中央直属机关作动员报告，当他宣布延安逮捕了200多人时，许多同志吓得面色苍白，茫然失神。

　　接着，康生把假特务张克勤当做典型，叫他到中央大礼堂、边区政府礼堂以及一些单位做“坦白交代”的报告。康生拍着张克勤的肩膀说：“你要好好坦白，感召失足者”，“你成了名人了”。

　　张克勤根据审讯人的提示和读过的侦探小说编造了一大篇“坦白交代”，而康生却说三“在所有的案子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张克勤提出了‘红旗政策少”；“张克勤提出‘红旗政策”，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殊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使我们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使我们对延安特务的数目之多，得到了一个答案”。于是他把甘肃、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省的地下党，统统宣布为“红旗党”。他当时还不敢说陕西的党全是“红旗党”，但他说关中、汉中的党组织是“红旗党”。这“红旗党”就是这样从康生的头脑中设计出来，通过审讯人员教给被审查者，变成“供词”之后，又反过来作为康生扩大“肃反”的依据。

　　1943年轰动一时的“绥德特务”案件也是假案的典型。这里仅以绥德师范为例：该校师生员工共350多名，“失足者”竟达162人。该校语文教师栾丁生被打成“六个县的特务头子”。那时，假坦白成风，只要点到谁，谁就会立即承认是“特务”，而且谁瞎编得越多、越离奇，谁就越受赏识，越光荣。康生十分欣赏“绥德经验”，不仅在延安到处推广，还通过新华社，广发到各根据地。七月，他又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并邀了绥德师范一个女学生作“坦白交代”的典型发言，该女生编了一套她自己怎样“失足（又失身）”，加入了特务组织，又怎样用美人计进行特务活动等玄妙的故事。康生极为欣赏，让她到处作报告，待为上宾，和首长同坐主席台上。

　　绥德的肃反扩大化，引起了民主人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强烈不满，为了弄清真相，组织上派我带几个人到绥德去处理那里的烂摊子，我在那里的工作是受到边区政府和西北局的肯定和重视的。可是我在1963年被捕之后，康生仍企图把它变成我的罪状之一，说我“放走了许多特务，把绥德的特务线索搞断了。

　　1943年10月间，我应召回到延安。我在绥德期间，延安逮捕的人更多了，这些人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边区保安处，一个是枣园后沟的社会部，这两处关押的人，被认定为“特务分子”。另外一些人集中在中央党校、边区行政学院和西北公学等处，有上千的人，是被认为社会关系复杂、政治面貌不明而又搞不清楚的。更多的人则留在本单位进行“劝‘说”，促其“坦白交代”。九月份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康生耍了个花招，叫做“‘抢救’告一段落，以后要靠‘自己救自已’”。而转为“自救”之后所发生的变化仅仅是打人骂人的现象少了，吃不饱饭的现象却未改善，逼供变成了诱供，“坦白”了可以吃好喝好睡好，戴大红花，骑大洋马，上主席台。于是出现了更多的冤假错案。

　　康生的“功劳”

　　1944年春，中央一再催促西北局将审干、肃反工作做个总结。这个总结报告由我和周兴起草，我们如实地叙述了运动的经过，承认了许多缺点错误，提出了纠正的意见。康生命我们写好一部分就送他一部分，于是分段送给了康生，稿件全部交给他以后，他压了好几夭，最后说“不能用”，而是他自己重新编了一套。

　　3月29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大摆其“功”。他说：“在这一年另两个月的工作中，我们清出了许多暗藏的侦探奸细，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创造了新的反奸路线，获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些“巨大的成绩”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在党的组织内清出了托派、国特王实味等内奸分子；在政权系统中清出了王毓琪、吴南山、樊作材等特务分子；在军队中清出了吴奚如、许遇之等暗害分子，在民众中清出了杨宏超、邓应贤等特务分子及其组织；在学校系统中清出了栾丁生等特务分子，在工厂系统中揭破了张志刚等特务分子……”

　　他所列上述名单中，除了吴南山确系“戴案”分子、杨宏超是军统特务（此人并未向军统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他瞎编情报为了卖钱，并很快破获了），邓应贤、张志刚二人我不了解以外，其余都是地地道道的冤假错案。

　　他报告的基调是一味肯定成绩，反对“极右”。他说：“我们这次反奸并未完结，仅仅是从坦白运动开始转入甄别工作。在过去坦白运动阶段中，我们突破了特务，巩固了自己，在思想上消灭了被资产阶级同化的危险，在组织上保障了内部的纯洁，在反奸工作上创造了新的路线，新的方法，得到很大成绩。如果不进行这项工作，就会使党受到很大损失。在这一点上如果还有怀疑，那就是极右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