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运动中的错误他也说了一些，但他是这样说的：“有些同志以‘特务如麻’的主观主义代替群众性的正确认识，不晓得提出某些人有特务嫌疑时，必须慎重。许多人只是有些可疑，就认为定是特务；既是特务，在我区定有庞大组织；既有组织，定有领导机关；既有领导机关，必有下层组织。因此，对每一个被提出的人，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组织系统，一定要求他供出许多特务关系，一定要信以为真，不准怀疑。如果是这样一一确有许多地方是这样，那是错误的。如果有了这种主观推论的方法，必然产生扩大化的结果，产生出逼、供、刑的各种形式来。”

　　他所说的这一切错误估计和错误作法、全部是他自己所为，他从来不曾提醒过人们“慎重”，然而他把责任轻飘飘地一股脑儿推到别人（这些人是谁也不知道）头上，与他丝毫无干。所以周兴对我说：“这样的报告，只有康生能做，我们是作不了的。’，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主要发明正是所谓“特务如麻”。为了证实他这，一估计的正确性，就必须使用逼、供、信的手段。这里简单剖析其几种主要手段：

　　一、精神折磨，刑讯逼供。首先给被怀疑的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接着进行肉体的折磨。1943年5、6月间，康生召集过一次会，讨论起草《审讯条例》。参加会议的有许建国、周兴、谭政文、周同、钱益民、李克农、汪金祥和我。会上为可否用刑逼供，两种意见尖锐对立。有的人主张在条例上规定可以用刑逼供，有人坚决反对。为此，康生大发脾气，说“不用刑，那怎么审讯？！”有同志说用材料嘛！康生理直气壮地说：“有材料还要你审讯？！”所以在“抢救运动”中用刑逼供是相当普遍的，如打人、骂人、抓人、关押、“车轮战”、“疲劳战”、假枪毙等等，无所不用其极。被关押的犯人则常常不让吃饱饭，不让睡觉，用这些办法逼迫被审查的人假交代、假坦白。

　　二、挑拨离间，互相“揭发”。整风学习时，有反对自由主义一条，而康生把它利用来为自己的肃反扩大化服务。他说：“如果你不把党内的自由主义思想清除掉、那么内奸就清不出来，这个自由主义就是奸细活动的营养剂。我们的经验就是：哪个地方的自由主义特别严重，那个地方的奸细也就特别猖狂”。造成谁不“揭发”谁就受“自由主义”压力的局面，取消了同志间起码的信赖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甚至利用夫妻之间的某些矛盾让他们互相“咬”，然后又作为根据去抓人、关人、通供。康生把这叫做“以毒攻毒”，他得意洋洋地说：“利用反革命分子进行锄奸工作，张克勤打了头一炮。”类似张克勤这样的大炮、小炮不知用了多少。只要有了口供，便如获至宝，再去逼牵连到的人，就是这样滚雪球，伤害了许多好同志，有的被逼致死；也严重地伤害了同志间的感情，破坏了党内团结！同时也使多少个家庭破裂：

　　三、审查档案，无限上纲。康生要求各单位的组织部门翻阅干部档案，从档案中找问题，美其名曰“调查研究”。怎样找问题呢？康生说：“……叫做三种自传（下面实际说了四种，但他原话如此—笔者注）：刚来边区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审查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后写的自传，把这三种自传一对照，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而挨斗争的，先留下一个大纲，有个大纲写一百遍都不错。你就叫他当面写自传，在我们这里写自传，他的大纲在家里，在这里写就有了漏洞”，他为的就是抓住“漏洞”，无限上纲，进行逼供。

　　四、布置人员，“引蛇出洞”。康生在审干开始时，就专门布里一些人，故意说些过头话、错话、甚至反动的话，把另一人的言论“引”出来，然后揪住辫子不松手。

　　五、“坦白”光荣，备受优待。与上述各种手段相配合的是康生歪曲党的宽大政策，制造“特务光荣”的气氛。你不“坦白”，就关起来，要受种种的虐待以至酷刑。只要一“坦白”，立即给自由，吃好的，瞎编的越多越受优待。于是有些人为了不吃眼前亏，，也就纷纷“坦白”。

　　以上所引康生的话，都是他在枣园、在杨家岭、在保安处、在各种干部会议上多次讲过的，他的作法都是当年的过来人亲身感觉过的.康生这一套使许多许多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也蒙蔽了组织。后来虽绝大部分甄别平反了，但到了“反右”、“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给他们“回笼”，直正是后患无穷！康生的“功劳”可谓大矣！他究竟为谁立了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