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7年4月末在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召开的。大会选举的29名中央委员中，有3名是同一家人，这就是陈独秀与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陈乔年当选中央委员时只有25岁，陈延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时，也不到29岁。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1年第9期，作者：黄苇町，原题：《父子三人同当中央委员——关于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

　　党的历史中，有很多感人至深的事值得回味和传颂。其中，父子三人在党的“五大”上同时当选中央委员，就曾被传为美谈。

　　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1927年4月末在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召开的。大会选举的29名中央委员中，有3名是同一家人，这就是陈独秀与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陈乔年当选中央委员时只有25岁，陈延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时，也不到29岁。

　　按现在的思维方式，通常人们会猜想，他们这么年轻，在党内升迁却如此之快，肯定和总书记父亲的影响有关。可党的“五大”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之际召开的。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主持下，批判、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陈独秀虽仍被选为总书记，但对他的批评还是非常严厉的，领导地位岌岌可危。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下，他的两个儿子不但未受影响，还双双入选党的领导核心，应该说非同寻常。其实，绝大多数“五大”代表都认为，他们的当选是实至名归的。大革命期间，我祖父曾先后在广州和武汉从事党的工作，和延年、乔年兄弟时相过从。“文革”期间，祖父被迫闲居在家，曾两次和我谈到他们的往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这两位年轻共产党人的形象，从此深扎在我心中，几十年时光都未能冲淡。

　　陈延年和陈乔年都生于安徽省安庆市。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到上海后，也把他们接到上海求学，二人双双考取了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前身）。但陈独秀不让他俩回家过平稳、依赖的生活，要求两兄弟勤工俭学，学会独立、劳动、吃苦。兄弟俩几乎形影不离，感情非常好，白天一起读书打工，夜间就借宿于《新青年》发行所的地板上。有时在回来路上，突遇狂风暴雨而无处避雨，哥哥延年就把弟弟搂在怀里为他遮风挡雨。兄弟俩常常就着咸菜吃大饼，喝自来水，生活十分清苦。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实在看不下去，几次要求接他们回家住，却被陈独秀一口拒绝。高君曼为此曾向友人哭诉说：“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我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可我不仅是他们的继母，还是亲姨母，他们就如同我自己的孩子。可我怎么说都没用。”陈独秀得知后不为所动，还斥道：“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

　　艰苦的环境，炼就了兄弟二人自强、倔强的个性。疼爱他们的祖母从皖抵沪来看他们时，见两人如此艰苦，当时便流下泪来。可当祖母提出要给予补助照顾时，两兄弟却异口同声，表示要自食其力，决不依靠任何接济。在政治上，他们也独立做出选择。尽管父亲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但对两兄弟吸引力最大的，却是从欧洲传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陈独秀希望他们去苏联留学，但他们认为法国才是无政府主义的故乡，便自主决定去法国勤工俭学。陈独秀看兄弟俩很坚决，也想让他们自己闯一闯，便没有阻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