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年和乔年到达法国后，在赵世炎、周恩来的帮助和教育下，终于明白无政府主义不过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对他们的人生道路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一位叫阮爱国的越南籍法共党员。阮爱国对兄弟俩孜孜以求探索救国真理的精神特别欣赏，便介绍他们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这位阮爱国，就是后来成为越南共产党创始人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国父”的胡志明。中共旅法支部成立后，陈延年和陈乔年又都在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并按照党的指示，转道去莫斯科留学--这正是父亲当初为他们设计的道路。消息传回国内，陈独秀表面上没说什么，内心却对兄弟俩的转变极为欣慰。

　　大革命进入高潮后，陈延年奉召回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便从社会主义青年团驻粤特派员、广州区委秘书，升至中共广州区委（又称中共粤区委员会）书记。当时的广东是大革命的中心，广州区委管辖广东、广西、香港等地的党组织，所属党员占到当时全国党员的35%。而区军委书记周恩来，当时还在他的领导下工作。陈延年在党内职务的跃升，应该说和乃父没什么关系，完全是因为他受到党内同志的真诚拥戴。法、苏的学习经历，使他成为当时党内不多的有较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领导者；而早年深入社会和艰苦生活的锻炼，对他的成长益处也很大。我祖父第一次见他时，就对他的办公室兼宿舍惊讶不已：一张旧条桌用来办公和放文件，一个堆满书报的衣架，一把已渍得发黑的旧藤椅，一张铺着草席和补了一大块粗布的蓝被单的木板床，除此之外便空空如也。尽管当时党的机关都比较简陋，但作为全党举足轻重的一个大区委员会书记的办公室，也未免简陋得过分了。而陈延年本人的朴素衣着和他黝黑的皮肤、粗大的手脚，与其说是党的重要领导人，不如说更像一个干重体力劳动的工人。人们也常见他去广州最便宜的“三厘馆”同工人一起吃饭，甚至和黄包车夫一起拉车，边拉车边了解他们的困难和对国民革命的看法。这与那些热衷于到广东政府当官、经常在酒桌上应酬的共产党员，如“三二”事件的受害者、当时的海军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等人，形成极大反差。

　　陈延年不仅深入群众，也表现出很高的政治水平和领导水平。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独秀本欲组织左派力量反击，但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被迫对蒋介石采取妥协退让政策。而在传达中央指示的广州区委会议上，陈延年对中央代表张国焘表示了自己坚决反对的态度。他说，虽然我和陈独秀是父子关系，但我必须坚持共产党员的原则立场。当蒋介石专横地要求黄埔军校的“跨党分子”（即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登记时，陈延年和周恩来毅然决定，凡身份没有公开的党员一律不予理睬。这才使后来发生广州“四一五”事变、李济深集团屠杀军校共产党员时，和祖父一样没有暴露党员身份的许多政治教官得以幸免于难。

　　当时，陈独秀担心陈延年会犯违反党纪的错误，便在党内公文往来之外，专门给他写了一封家书。其中引用“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典故，劝儿子顾全“国共合作”大局。陈延年收到信后沉痛地对我祖父说：“当初在去苏联求学问题上，我们不听老头子的，事实证明我们错了，但这次我想是他错了。”1927年4月，祖父调到武汉时，陈延年也调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不久他就在区委机关被敌人破获时不幸被捕。陈延年自称是受雇到这里做工的，名叫陈友生。敌人看他身穿短衣，裤腿扎着草绳，也不像“大共产党”，就当作普通嫌疑犯押往龙华监狱。不幸的是，在通过社会关系营救时，被陈延年过去的无政府主义“导师”、当时已是国民党右派的吴稚晖得知。吴在陈抛弃无政府主义加入共产党时，就曾咒骂“陈延年非杀不可”，此时立即写“贺信”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在信中大骂陈延年“恶过乃父百倍”，竭力催促杨虎立即将其进行杀害。7月4日，陈延年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刑场。

　　与哥哥的面孔黑红、粗手大脚相比，陈乔年则长得像个“奶油小生”，英俊秀气。哥哥南下广东不久，陈乔年也奉命回国，在当时的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领导下，任区委组织部部长。被称为“北李”的李大钊，尽管与“南陈”陈独秀的性格差异很大：一个善于循循善诱，一个喜欢侃侃而谈；一个处事沉稳，一个性格火爆，但二人感情甚笃，相互始终非常尊重。对于陈乔年这个区委领导成员中最年轻的子侄辈，李大钊更是悉心培养和支持他的工作。当时还处于幼年时期的党，缺乏组织建设经验。陈乔年除参与领导了北京历次重大斗争外，还参考俄共的做法，为严密党的组织，加强党员管理做了大量创建性工作。后来，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他设计的表格，并推广北方区委加强组织建设的经验。他在党的“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后，留在武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代理李维汉主持中组部工作。在八七会议上，陈乔年说：“我的父亲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而且也使我哥哥延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敌人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作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幻想。”“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后，陈乔年调任湖北省委书记。这时的湖北，是有史以来反动统治最黑暗、最恐怖的时期。所谓“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最早就出自武汉的两个桂系军长胡宗铎和陶钧之口。由于监狱爆满，他们嫌老刑场杀人太慢，又在武汉新设了十多处公开刑场，随便杀人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一次，军法处长呈送一批破获的“共党地下联络站”名单，对于不知内情的厨师、雇工等也拟判5年、8年不等的徒刑。可胡宗铎接过名单，看也不看，就用红笔在名单上划了个大圈，批了8个字：“一律枪毙，以免麻烦。”圈划大了，把呈批单下面的军法官签名也一起圈了进去……当时我祖父任党的济难会书记，在陈乔年的直接领导下，通过各种途径千方百计营救被捕同志和安置遇难者家属。陈乔年为了“虎口”夺人，提出要“内外结合”、武装劫狱，但因敌众我寡未能成功。1928年2月，陈乔年在调任江苏后被捕。敌人施尽酷刑，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并鼓励同志们保持革命气节，被蒋介石下令杀害时年仅26岁。距哥哥就义时间只相隔一年。他们的就义处都是上海龙华塔下的枫林桥畔，这两位党的重要领导人，也是同胞兄弟的鲜血，终于流到了一起。

　　陈乔年被捕前不久，曾去上海看望已被解职的父亲。苦闷中的陈独秀，见到儿子非常高兴，但话语间对共产国际把失败责任全推到自己身上颇为不满。陈乔年有理有据、又充满感情地说：“爸爸，不说共产国际，你自己对汪精卫过于轻信，对大革命失败是负有责任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党必须走苏维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才有希望。”在座同志担心脾气暴躁的陈独秀会跳起来，但他听了儿子的话，竟像小学生一样默然良久。他们也都没有想到，这次长谈竟会是父子间的永诀。

　　得知乔年遇害，狱中的陈独秀老泪纵横。1937年抗战爆发，他被提前释放出狱。蒋介石知道陈独秀已被中共开除党籍，想利用其社会声望，便派说客动员他“出来为政府做事”。陈独秀断然回绝：“蒋介石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只不过现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不说他就是了。”后来陈独秀辗转流落到四川江津，1942年夏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死前多次拒绝了蒋介石派人送来的津贴和国民党将领的馈赠，表现了“临大节而不辱”的风骨。

　　其实，陈延年、陈乔年和早年的陈独秀，都是被称为“理想主义者”的第一代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为了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他们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上，所表现出的心底无私、感人肺腑的亦师、亦友、亦同志、亦上下级、亦父子的关系，对于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今天，也是非常有教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