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吉冈每年一次往返于日“满”皇室之间，这决不是他的擅自专断，但每次往返的内容，我相信主要是由于他的独创设计。比如有一次，他看见了我的四用联合收音机，忽然像发现了奇迹似的问我：

　　“这个机器也能Record(录音)？”

　　他的中国话不大好，但我们交谈起来还不困难，因为他还会点英文，程度和我也差不多，我们平时就中国话夹着英文，同时又用笔谈帮忙，倒也能把意思说清楚。

　　“Record是大大的好。”我说，并且拿出一片录音片试给他看。

　　“好，好！”他高兴地笑着，看我安好片子，便说，“我教陛下几句日本话说说吧！嗯——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

　　我照他说的日本音说一遍，“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这句话录到唱片上了。他把那唱片放送了两遍，满意地拿了起来。

　　“好，这次我到东京，嗯！把它贡给天皇陛下！”

　　吉冈说话，总带几个“嗯！哈！”眼眉同时一挑一挑的。这个毛病，越到后来越多，我觉着越不受用。和这种变化同时发生的，还有他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解释。

　　一九三四年我访问日本，日本皇太后给我写了几首和歌，那时吉冈的话是我最顺耳的时候。

　　“皇太后陛下等于陛下的母亲，我如同陛下的准家属，也感到荣耀！”

　　他那时对溥杰说：“我和你有如手足的关系。我和皇帝陛下，虽说不能以手足相论，也算是手指与足指关系。咱们是准家族呀！”

　　但是到一九三六年前后，他的话有了变化。这时他每天必到，我接见外国人时有他在旁“侍立”，他认为我该对什么人讲些什么话，也由他预先写好，由我照本宣科，每年一次“军管区司令”会议或“省长”会议，那是必定要叫我讲一次话，以示“鼓励”的。在他写好的台词上，免不了的是这类“协和语”：“努力日满亲善，作皇军的一翼”，“一心一德，达成大东亚圣战”，“断乎支援亲邦圣战”，等等。我可以见什么人、不可以见什么人，都由他决定。关于我祭祀祖先的事，关于各处陵寝的管理，田庄收入的处理，北京家族谁能来看我，他一概都要管。外边寄给我的信件，一律要先经过他看，起先，我还能看到外面寄来的信，帝制以后，一封也没有了。他这时最常说的话就是：

　　“日本犹如陛下的父亲，嗯，关东军是日本的代表，嗯，关东军司令官也等于是陛下的父亲，嗯！父亲的意思是要听的！哈！”

　　日本军队前线景况越坏，我在关东军和吉冈面前的辈分也越低，后来他竟是这样说的：

　　“关东军是你的父亲，我是关东军的代表，我是拿你当做自己的子侄看待的！嗯！”

　　有的书上说，吉冈和我的关系极亲密，这话也许是根据我对他的言听计从，向来不敢违犯一句说的。这也是实情，原因就是我就怕关东军怀疑我，而关东军是靠吉冈来了解我的。

　　“七七事变”后，关东军对我的监视特别加紧，如限制关内亲戚来长春，检扣我的信件，等等，原因是防止我和北京天津的王公旧臣们联结起来，共谋在关内复辟，这是不符合他们分而治之的方针的。其实，这时我已经不敢存这个幻想了。

　　吉冈后来每天进“宫”极为频繁，也并没什么非谈不可的事必须见我。有时来了不过十分钟就走了，走了不到五分钟又来了。去而复返的理由都是很不成道理的，比如刚才忘了说一句什么话，或者忘了问我明天有什么事叫他办，等等。因此，我不能不疑心，他是成心想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来查看我在干什么的。

　　我应付他的办法，就是只要一听说他到，我立即接见，尽力减少他等候的时间，免他起疑心。甚至他来时正赶上我在吃饭，我也立刻放下饭碗去见他。对于他，我算做到了“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的程度。

　　后来，我每次和他见过面之后，总是提心吊胆，不知其用意何在。因此，当他一走，我必拿出铜钱来算一次卦，算算这次见面给我带来的是吉是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