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康生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中称，“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1937年11月29日，王明（陈绍禹）、康生挟着西伯利亚的寒流从苏联回到了中国并抵达延安。

　　1931年6月，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处死以后，一个典型的教条主义者、又是一个对共产国际十分忠顺的奴隶主义者王明在国际代表米夫的裁决下，代理党的总书记。在1930年，以瞿秋白为团长的中央驻国际代表团成员己全部回国，又兼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白区的白色恐怖，一年多的时间内没有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在国际工作。王明乘机提出辞去代理总书记职务，改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要求，经米夫同意后，便于1931年10月18日离开上海，11月7日到达莫斯科，并于11月10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从此，他便成了坐镇莫斯科并对中共中央遥控指挥的“太上皇”。1933年7月，康生到达莫斯科，，被王明提拔为代表团副团长，加强了其控制力。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这种恶劣的遥控。

　　1934年底，基洛夫被暗杀，大规模的“镇反肃托”运动迅速在苏联掀起并扩大化。此时，王明、康生便闻风而动，迅速成立了一个所谓的肃反办公室，按照苏联的模式，在苏联的中共党员干部中大肆“镇反肃托”，并在这一幌旗下以“叛徒”、“特务”、“间谍”、“奸细”、“托派”等罪名，通过苏联公安机关任意捕杀无辜者。于是，苏联的中共党员中便开始演绎着被捕、失踪、劳改、流放、处死等各种悲剧。

　　随着法西斯德国在西方的崛起，日本在东方的“活跃”，不惜一切代价“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又被再一次响亮地提起。但是，自从遵义会议后几乎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络的中共中央对那些远方的号召听而不闻了。于是，在赤都“磨炼”了几年的王明、康生便被共产国际派回了国，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促成中共与国民党进行服从式的“合作”，目的要中国紧紧束缚住日本手脚，使苏联一旦受德国进攻时，“避免两线作战”。

　　身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委员、主席团委员等头衔的王明，自称与斯大林谈过话并带着国际路线回来，似乎直接奉了莫斯科的命令而来的，为的是要配合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肃托”运动。而于陈绍禹，似乎难忘遵义会议，意欲对当时的中共中央取而代之以重温旧梦。

　　于是，王明便开始发挥自己理论“所长”，开始了“政治复兴”活动。12月4日，王明的《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时期》一文被《解放》等党报转载。文章已不乏含沙射影之词：“在现时内战停止和全民族武装保卫斗争开始的条件之下，……月寇侦探机关，必然更加设法安插自己的侦探、奸细、破坏者、暗杀、凶手和暗害者等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他们首先是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当中，吸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

　　这篇文论似乎已为王明的回国使命定下了基调，就在这年1月23日至30日，苏联开始了对“反苏托派中心案”的审判，皮达可夫、拉狄克等十七人中，十五人被判死刑，执行枪决。他欲捧了共产国际这个“宝葫芦”在中国依样画瓢来，并以这种极“左”的“公”来谋取辉煌自我的“私”。他在努力地寻求着目标，当看到中共与陈独秀未达成的三项条件时，便按捺不住了满心的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