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王明便迫不及待在会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秉承国际旨意，主张中共在抗战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对于中央曾提出的与陈独秀合作抗日的三项条件时，王明立即给予了否定，并“声色俱厉的表示反对”，他表示“我们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中国，我们可以和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在王明的眼里，他的安徽同乡陈独秀连他们革命的对象也不如了。

　　就在这次会议中，王明指出了陈独秀以每月领取日本三百元津贴而为其做了卧底中国的间谍，大骂其为“杀人犯”、“汉奸”。不料，他的这种提法却遭到了一部分人的反对，他们认为“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类”，“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在王明的自我印象中，自己从来就没有错过，何况今日已不同往日，自己毕竟是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怎会有错？中共中央里有几个自己这样的马列嫡传者？维护自己的权威，也同样是维护国际的权威。他以咸吓的口吻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他们“莫须有”的逻辑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指鹿为马地说道：“陈独秀即使不是间谍，也应该说成是间谍”。？在王明心里的判决书上，陈独秀的间谍罪早已被圈定成了难翻的死刑案。如果这一罪名成立，则主张与陈独秀的合作者们的“政治野心”也使可想而知，他的第二步行动也便紧跟上马了。

　　12月，王明便在《解放》第26期上发表了《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一文，文中说道：“托洛茨基匪徒分子――最无耻的民族叛徒黄平、张慕陶、徐维烈等，每月从日寇的华北特务机关部，领取五万元的津贴。”看来，被视为托洛茨基匪徒首领的陈独秀更难避开本来与他毫不相干的政治斗争了。

　　陈独秀怎么也不能理解同是书生的王明的心术，繁忙于抗战的奔呼中的他尚不知道，自诬蔑自己是间谍的那次会议结束后，王明便被任命为长江局书记，以调查者的姿态踌躇满志地抵达武汉，因为，中共与陈独秀的往来是周恩来领导下的长江局。自此，一场短兵相接的论战便开始了。

　　王明一到武汉，便以中共中央的党报为根据地开始了“镇反肃托”的前期工作。1938年元月28日，一篇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长文发表在《解放》周刊第一卷第29期上，该文洋洋万余言，只得在2月8日的第30期续刊。一石激起迭浪重生，暂为中国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的武汉又多了一种喧嚣。

　　全文共有四个小标题，作者康生在该文中首先“论证”了“托洛茨基匪徒是日寇侦探机关最得意的工具”，痛陈“托匪”罪恶，和“无耻近乎勇，有奶便是娘”的奴性。指出“托洛茨基匪徒”是“日寇破坏中华民族解放自卫战争的暗探走狗”。并在“中国托洛茨基匪徒为日寇侦探服务、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面目”的标题下开始例证陈独秀等为汉奸、日本间谍：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这里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在同一标题下，康生的言辞中也常有其醉翁之意：“虽然陈匪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滑的侦探技术，用“中国抗战是为了发展工业科学”的烟幕来掩盖日寇对中国的侵略。让这些日寇汉奸在全国抗战之后方还能继续活动，这不能不是中国人民的耻辱，全国抗战的损失。为了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再不能容忍下去。”陈独秀已“的确是”托匪汉奸了，应该杀掉，而“纵容”汉奸到处演讲，四处活动，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工作的极大失误，那么，与汉奸合作则实是与日寇勾结，从而破坏抗战，也同样是该杀头的了。

　　“双簧戏”的说法颇具想象力，而王明与康生的一唱一和则是不争的事实。《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这篇出自王明之手的导向性文章沿着“一边倒”的路子在进行“大概”、“可能”、“也许”的推断。舆论界包括陈独秀本人要求拿出“证据”时，他们只能哑口无言。他们丝毫不去作一下自我认识，忽视了完全遵照共产国际的抗战路线的他们，正是在行汉奸之实，而他们的主子不是日本，而是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