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围后攻

　　兵之形，避实而击虚

　　———《孙子兵法》

　　战斗的命令不动声色地发出了。

　　1939年的那大墟，只有3条街道，方圆不过3公里，人口不到1万人。它虽无城墙，但地势高，且四周无房屋，视线好。只要占据制高点，还是易守难攻的。而相当于3层楼高的那大基督教堂的钟楼就是这样的一个制高点。记者登上楼顶，放眼四周，其东、西、北三面现皆被高楼包围，而南面仍无遮挡，十几公里外的沙帽岭清晰可见。

　　再看看脚下的街道，还能体会得到它当年雄视那大的霸气。那时，那大只有这么一座“高楼”，余下的大都不过是低矮的房子而已。儋州市委史志办公室副研究员唐卓昌说，日军只要在这楼上架一两挺机枪，便足以对付进攻的正规部队，更不用说只拥有土枪土炮的抗日武装了。

　　面对这样的攻防态势，避实击虚，先围后攻无疑是最佳选择。

　　围攻命令发出后，各方按既定计划迅速行动。各乡群众破坏通往那大的公路；各乡武装群众和民兵封锁进出那大的所有通道；武工队潜入市区获取情报；国民党各乡政人员清查户口，严防奸细，严密封锁消息。

　　我主要兵力则部署于那大四周，如有日军出动，则给予伏击。夜间则进行不断的袭扰。日军顿时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进不得，退无路，居不宁，龟缩墟内，惶惶不可终日。

　　驻守当时儋县县府新州镇的日军，慑于我军的声势，不敢前来救援。

　　围城日久，那大日军供给断绝。攻防之战，不仅拼兵力，还拼后勤保障。这时，我军人民战争的优势得到凸显。各乡群众踊跃送钱送粮，抗日武装的供给不断得到补充。那大镇爱武村85岁的李么梅阿婆告诉记者，当年，有一天晚上，13岁的她也和大人一样，摸黑给马白山的队伍送粮。她家经济条件好点，还主动多送了点钱。

　　11月5日深夜，围城队伍再次发起大规模的佯攻行动，火药枪、山猪炮，甚至锣鼓、碗盆都用上了。一时间，硝烟四起，枪炮声四起，喊杀声四起。早如惊弓之鸟的日军仓皇向新州方向出逃。我突击队乘势冲入城中，来不及逃跑的1个伪军中队80余人乖乖缴械投降。

　　全民伏击

　　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

　　———《孙子兵法》

　　这是一次人民战争。日军逃出了一个包围圈，又陷入了另一个包围圈。

　　在东城、长坡一带，出逃的日军不断遇到抗日游击队和村民的伏击。而在离那大35公里远的水井岭，他们更是受到了一次重创。

　　天刚蒙蒙亮，已经奔跑了几个小时的日军进入了水井村村民设下的伏击圈。

　　中和镇水井村外出老干部、81岁的曾传鲁告诉记者，当年，设伏的路两边都是茂密的森林，路又窄又陡，地形复杂，是个设伏的好地段。疲于奔命的日军一进入伏击圈，突遇猛烈火力袭击，村民自制的土炮“过山鸟”发出怒吼，一下子就把他们打散了。日军没命地奔跑，村民则边打边追。

　　“过山鸟”又响了，一批敌兵被轰倒，纷纷落下黄牛坡和桥底。日军顾问、大佐吉村幸雄也被掀翻。村民曾千山急追下坡底，冲过桥头，用大刀砍死了吉村幸雄。这一刀，创造了儋州抗战时期击毙日军军官级别的一个纪录。

　　日军丢下十余具尸体，落荒而逃。此次伏击，杀死、伤日军多名，缴获枪支60余支、子弹几千发，军用物资一批。

　　曾传鲁记得，战斗结束后，当年9岁的他还和小伙伴一起到战场捡子弹壳。

　　日军后来在吉村幸雄丧命的黄牛坡立碑，还在那大举行招魂仪式。在儋州市文化馆里，有一块上书“镇魂”两字的花岗岩大石头，就是在这次招魂仪式上刻下的。

　　围攻那大战斗的胜利，是我军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人民战争的结果。马白山后来评价，这是琼崖抗战初期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影响最广的一次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琼抗日军民的斗志。

　　此役后，琼西地区出现了抗日的新局面，建立了儋临抗日游击根据地，为琼崖特委和琼崖抗日独立总队西迁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