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们[WoMen]不难理解，为何官方在运动[YunDong]初期会积极加以宣传、引导，《新生报》还以“扩大自觉[ZiJue]运动[YunDong]至整个社会[SheHui]”为题发表社论。1963年5月24日，当天的《联合报》有三则关于自觉[ZiJue]运动[YunDong]的新闻，在反映青年[QingNian]自觉[ZiJue]运动[YunDong]的走向上颇有代表性，也颇具兴味。

　　一则新闻是政治大学学生代表联席会开会讨论如何响应自觉[ZiJue]运动[YunDong]，会中通过了“五五”推展原则：即“五守”；爱国、爱领袖等“五爱”；敬师、敬军等“五敬”；乘车上课守秩序等“五秩”；实干、傻干等“五干”。这反映了运动[YunDong]初期大多数参与者的思想与行动状态，也相当符合官方的主旋律。

　　另一则新闻报道了台北市警察局长张毓中对自觉[ZiJue]运动[YunDong]的“大加赞扬”，他“希望此一运动[YunDong]能发展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SheHui]运动[YunDong]，藉使社会[SheHui]公共秩序获得改善”，张局长还表示警局将以严格的取缔处罚，配合自觉[ZiJue]运动[YunDong]，“俾使社会[SheHui]秩序获得改善，重建国民的公德[GongDe]心，培养遵法守法的新风气”，这正是官方导引此运动[YunDong]的方式。此外，电信管理局藉机呼吁各界爱护公用电话，蒋经国的“救国团”系统以及军方的青年[QingNian]训练活动则把自觉[ZiJue]运动[YunDong]与反共大业紧密连接，更称要“以自觉[ZiJue]运动[YunDong]精神重振（蒋介石当年提倡的）新生活运动[YunDong]”。

　　还有则新闻报道了台大方面自觉[ZiJue]运动[YunDong]的新进展：十几个学生社团，“现已取得密切的联系，组成一个自觉[ZiJue]运动[YunDong]联合推行委员会”，学生还说“将出版有关自觉[ZiJue]运动[YunDong]的定期刊物，由同学自由发表意见”。

　　青年[QingNian]自觉[ZiJue]运动[YunDong]的结晶——《新希望》

　　1963年6月，这份刊物终于出版了，这就是《新希望》。创刊号上刊登了一篇“宣言式的长文”《荣耀归于中国——我们[WoMen]这一代青年[QingNian]的呼声》。文章写道：“中国！中国！难道真的就这样丧失在我们[WoMen]这一代青年[QingNian]的手里？”并进一步指出：“公德[GongDe]心的缺乏，只是当前问题的症候之一，因此，徒喊‘提高公德[GongDe]心’决非解决问题之根本办法，我们[WoMen]唯有把眼光放远，把问题扩大，切实地讨论问题之根源与症结之所在。”于是，青年[QingNian]自觉[ZiJue]的层次陡然拔高，渐渐指向国家社会[SheHui]的前途。

　　文章呼吁，“中国年轻的一代”要“勇敢的批评，莫再一味地隐恶扬善。我们[WoMen]要有迎接光明的决心，首先必要有面对黑暗、罪恶的勇气”。既然声言要面对黑暗，就背离了官方肃清“黑色的罪”的意图。

　　文章还写道：“正燃烧起来的，是我们[WoMen]这一代无数青年[QingNian]一颗火热的心，那是已经积压在我们[WoMen]这一代青年[QingNian]心中很久很久了的问题。”“近百年来，可怜的祖国，她受尽了多少的耻辱，她遭致了多少的迫害”，“终于这个担子落到了我们[WoMen]这一代青年[QingNian]的身上了。我们[WoMen]还能自私吗？我们[WoMen]还能苟安毫无理想的活着吗？”这段文字显示的，正是一群青年[QingNian]在自觉[ZiJue]运动[YunDong]之中点燃的理想主义之火，而这也是最容易引起官方疑惧的动向，几十年来的“对匪斗争”经验，让国民党当局清楚地知道，青年[QingNian]的理想主义很容易演变成“反动思想”与叛逆行动。

　　从个人自律到规范公权

　　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新希望》提出了一个和官方主旋律截然不同的思考取向，也就是从“个人自律”、“守法守纪”转而指向“规范公权力”。

　　其实，最初在狄仁华的文章中就隐含了这样的取向。当狄仁华提到个人自由与法律存在的冲突时，他并非简单地附和官方主旋律、片面强调守法守秩序，而是提出了一个大问题：“我们[WoMen]对法律的尊敬够不够使我们[WoMen]接受它对我们[WoMen]个人自由的限制？”他进一步说：“这个问题特别关乎地位较高的人，因他们有玩弄法律的可能性”。“因此，法治的成功大部分靠有地位的人的良心和他们尊敬法律的态度”。狄仁华指出公德[GongDe]心问题背后的一大症结：当公权力轻蔑、玩弄法律规范时，又怎能让人民对法律尊敬，发扬公德[GongDe]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