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这样的发言真可以用“先知先觉”来形容，他们[TaMen]对于体制改革的思考早于绝大多数同志。然而为了这个[ZheGe]正常而合理的思考，他们[TaMen]失去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从党的高级干部沦为被人们歧视和打击的右派，受到了20多年精神上巨大的折磨。

　　本文摘自：《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FuQin]开国上将陈士榘》，口述：陈人康，作者：金汕 陈义风，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父亲[FuQin]为之辩护的陈修良生于1907年，比父亲[FuQin]还大两岁，是浙江宁波人。少年时代她在宁波女子师范学校求学时参加了五卅运动，担任学联代表，接受中共的领导[LingDao]，开始接触马列主义。

　　她1926年3月加入共青团，1927年5月转为共产党员。后任武汉市委宣传部长向警予的秘书，1927年受组织委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先后担任全国海员总工会秘书，江苏省委妇委书记，华中党校党委[DangWei]副书记，华中局新华日报总编辑，华中分局南京工作[GongZuo]部部长，南京市委书记、组织部部长等职。

　　我父亲[FuQin]后来调到北京，陈修良则到上海担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基层工作[GongZuo]委员会副书记、上海市委高等学校党委[DangWei]副书记、浙江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等职。

　　岁月证明，父亲[FuQin]的辩护作用是有限的。像陈修良这样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尤其是长于思考的干部，她们总是能够从更高的层次来观察问题[WenTi]，也对体制上的弊端有更真切的感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她的悲剧意义。

　　陈修良不仅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共产党员，她的丈夫沙文汉职位更高，是当时浙江省省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夫妇俩个身在高位，完全可以循规蹈矩地工作[GongZuo]、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但做为少年时代就投身理想的他们[TaMen]不会过多地考虑自己，而且他们[TaMen]也没有料到后来的政治斗争会那样残酷。

　　陈修良在1956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以党代政”。她特别说到她在浙江农村考察的时候遇到的现象，也就是哪怕开路条也要盖上乡党支部的圆印子，而乡政府用的是方印子并不好使。老百姓也说“方印子不如圆印子”。陈修良呼吁：“党”与“政”应该分开，该用“方印子”的地方，不该用“圆印子”。

　　由于夫妇二人一直探讨这个[ZheGe]建国后普遍存在的问题[WenTi]，所以她的丈夫也在省内会议上提出：“现在我们的作法，由党委[DangWei]来包揽政府机关许多的行政事务和把大大小小政府机关的工作[GongZuo]都拿到党内来决定的作法，显然已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既妨碍了党在重大问题[WenTi]上的研究与领导[LingDao]，也使我们政权机关的实际内容机械、空虚，不能适应人民日益提高的要求。政府机关怎样在党委[DangWei]统一领导[LingDao]下担负起它所应该担负的责任，哪些工作[GongZuo]应由党委[DangWei]做，哪些工作[GongZuo]应政府办，尤其是党委[DangWei]的部门如何监督政府的同种工作[GongZuo]部门，二者之间关系如何摆法，并使之少重复，少扯皮，而能各尽其职责，发挥它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还都没有经验，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积极来摸索研究一下，以便经过相当时期后，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个[ZheGe]问题[WenTi]，或者把这个[ZheGe]问题[WenTi]列到体制会议中作为一个专门的重大问题[WenTi]来解决也可以的。因为政府工作[GongZuo]问题[WenTi]中，除了前述这些问题[WenTi]之外，也还有上级集中过多，下级权力太少，条条规定得太死，块块没有机动余地等问题[WenTi]存在。”

　　这样的发言真可以用“先知先觉”来形容，他们[TaMen]对于体制改革的思考早于绝大多数同志。然而为了这个[ZheGe]正常而合理的思考，他们[TaMen]失去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从党的高级干部沦为被人们歧视和打击的右派，受到了20多年精神上巨大的折磨。

　　这个[ZheGe]代价真是无比沉重！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LingDao]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说，要“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WenTi]。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LingDao]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LingDao]，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GongZuo]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GongZuo]。”（《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81页）。

　　沙文汉、陈修良当年的话几十年后才被我们的领导[LingDao]人所认可，几十年的时间被耽误了！

　　我后来一直遗憾，没有问一问父亲[FuQin]解放初期敢于替陈修良辩护，但是陈修良被打成右派后父亲[FuQin]会不会在暗中给她一封信或者一个电话安慰一下？

　　我料想，哪怕父亲[FuQin]身为司令员，可能连个最简单的问候都不敢，更不要说替正确的观点辩护了。这也不能完全怪父亲[FuQin]，因为他那样做肯定会受到株连，会让身在高位的他削职为民、株连家属。

　　父亲[FuQin]在枪林弹雨中并不惧怕，但是他惧怕成为反对毛主席的“阶级敌人”。为了后面这个[ZheGe]惧怕，他不会再去思考一个高级干部应该思考的重大问题[WenTi]，这也正是我们在那个年代政治生活不正常所带来的政治效应。

　　我是很晚才知道陈修良这个[ZheGe]人的，听说她是到上个世纪末90多岁才故去的，早知道的话我真应该去拜访她，问一问她和父亲[FuQin]共事的情况。

　　可惜这永远是不可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