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GongChanDang]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大批革命青年投入黄埔军校，一些著名的共产党[GongChanDang]员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更多的共产党[GongChanDang]员深入城市乡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工人[GongRen]运动和农民[NongMin]运动。

　　大革命时期广东、湖南的农民[NongMin]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千百年来，统治乡村的都是地主和乡绅。美国学者费正清写道：“在地方上，当地的小绅士，以及有时也可能出现的大绅士，他们左右着众多的事情。他们共同主管各种公共事务，如修桥梁，设津渡，建围墙和寺庙，筹措学校和书院的费用，发起和印刷地方志……”然而，并非所有的地主乡绅都这么乐善好施，也有一些地主豪绅称霸乡里，无恶不作。他们侵夺穷人田产，放高利贷，压榨佃户，把持宗祠，勾结官府。

　　当共产党[GongChanDang]开始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发起农民[NongMin]运动，群众抑郁多年的仇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各地纷纷成立农会，取代地主宗族把握乡村的权力。对土豪劣绅，农民[NongMin]采取吃大户、戴高帽子游街、清算罚款的手段，直至公审枪毙。一时间搞得天翻地覆。

　　其实，大多数农民[NongMin]天性憨厚老实，只要有几亩田能维持生计，一般不会去造反。特别是打人杀人这样的暴烈行动，轻易不会去做。共产党[GongChanDang]要发动和组织农民[NongMin]起来反抗地主和官府，是很不容易的。

　　农民[NongMin]运动究竟怎么搞？开始谁也不知道。只要是造反，把过去的制度全部推翻就是了。这一来搞得乡里大乱，地主乡绅头等的跑上海[ShangHai]，二等的跑汉口，三等的跑长沙，四等的跑县城。他们到处制造舆论，咒骂农民[NongMin]运动是“痞子运动”。

　　乡绅的舆论引起了中共领导层的关注。主持湖南农民[NongMin]运动的李维汉（罗迈）晚年在回忆录中承认：“在这场农村革命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此外，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本人就是大教授，他对农民[NongMin]的造反是很不赞成的，也不愿意因此引起国共合作的破裂。1926年底，他与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多次谈话，要李采取措施限制农民[NongMin]运动的发展。在1927年1月的中央会议上，陈指责农民[NongMin]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遵照陈的指示，湖南党组织在1927年初进行了“洗会”，把一些行为不端的流氓无产者清出农会，以平息国民党[GuoMinDang]内的不满。

　　农民[NongMin]斗争地主，毛泽东是完全支持的：“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NongMin]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NongMin]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口号：“有土必豪，无绅不劣。”

　　毛泽东的文章，在党内引起争议。陈独秀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支持毛泽东，他要求把毛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并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序：“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NongMin]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农民[NongMin]在乡村里造反，工人[GongRen]运动更是热火朝天。共产党[GongChanDang]在各城市成立工会，领导工人[GongRen]与资本家进行斗争。长期以来，工人[GongRen]的劳动强度极大，工作环境和各种保障极差，工资非常微薄，多数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生活。工资的增加赶不上物价的增长，实际生活水平未见提高，反而下降。各工厂工作时间每天都在10小时以上，有的更是“自鸡鸣以至夜半，自岁首以至年终，无向晨昏，无向寒暑”。加以民国初期军阀混战，造成交通阻塞，工厂倒闭，失业严重，工人[GongRen]真是痛苦不堪。

　　工人[GongRen]运动使国内民族资产阶级感到不安和反感。1926年11月，上海[ShangHai]民族资本家荣宗敬联合同业致函汉口劳资仲裁委员会，对于汉口工潮表示不满，认为“增加薪资，减少工作，而服务未见勤奋，出品未见优良”，担心这样下去，“驯至层波叠浪，愈演愈烈，商店歇业，工厂停机，市面萧条，为何如景象！”

　　在这方面，国民党[GuoMinDang]人与民族资本家的立场是一致的。在汉口的国民党[GuoMinDang]中央执行委员朱霁青分析工运问题说：“工人[GongRen]生活的痛苦，大部分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本国的大资本家并不很多。在武汉许多大企业都是外国人经营，我国资本家经营的大企业很少。今日要增进我国工人[GongRen]利益，必须劳资协作来抵抗外国的经济压迫，要在劳资两利中去求取工人[GongRen]的利益……现在共产党[GongChanDang]动辄以罢工手段来对付本国资本家，无异摧残我国幼稚之工业发展。工厂关闭，工人[GongRen]有何利益可言？反而有害。纵然以罢工手段对付外国企业家，罢工又多半是政治性的，一旦外资撤退，我国工人[GongRen]必然要遭受失业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