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抛弃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南斯拉夫[NanSiLaFu]开始实行工人自治，由此开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苏联模式的先河。1949年12月，南共中央发出关于国营企业成立工人委员会的指示，推广工人自治。起初在215个企业中建立自治机构，后来扩展到800多个企业。在这方面，南共领导人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根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情况作出的有关论断，把它们套用到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南斯拉夫[NanSiLaFu]，认为工人阶级在掌握国家领导权后，国家就应当逐渐消亡；认为国家直接干预经济、权力过分集中，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在他们看来，从现在起，就应该为国家的消亡、尤其是经济职能的消亡做准备。工人直接管理生产资料、支配劳动成果，就是为国家经济职能消亡创造条件。所以，南共中央把工人自治作为突破苏联模式、实现“非官僚化”、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加以推广。

　　工人自治实施不久，1952年11月，南共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主要讨论了自治条件下党的任务和作用问题。大会认为，工人自治对于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民主具有重大意义。大会决定实行党政分开、权力下放，认为党不应该直接对经济生活、国家生活发号施令。南共六大在促进南斯拉夫[NanSiLaFu]社会政治生活民主化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也导致了党的领导地位的逐渐削弱。鉴于南共被情报局开除，为了使南共同其他各国共产党区别开来，大会把南斯拉夫[NanSiLaFu]共产党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联盟”。

　　南斯拉夫[NanSiLaFu]实行工人自治，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他们把工人自治同国家消亡过早地联系起来是不恰当的。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就开始谈论国家的消亡，为时尚早。而且，也不能人为地取消国家的经济职能，国家仍然要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因此，南共在摆脱苏联模式、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指导思想上产生了严重失误。他们没有从南斯拉夫[NanSiLaFu]是落后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出发，而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在如何对待斯大林[SiDaLin]模式的问题上，毛泽东[MaoZeDong]与铁托有不同的看法。毛泽东[MaoZeDong]虽然也强调走自己的道路，但更多地是维护这一模式并按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他认为铁托改革斯大林[SiDaLin]模式就是在南斯拉夫[NanSiLaFu]搞“修正主义”。1958年4月，南共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南共联盟新纲领。这个纲领继续批判了斯大林[SiDaLin]把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对立起来的做法，认为“南斯拉夫[NanSiLaFu]共产主义者将越来越少地借助于政权，而越来越多地通过社会自治机构在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斗争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对此，1958年5月4日，《人民日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40周年，写了《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的社论。这个社论在发表之前，曾送给毛泽东[MaoZeDong]审阅。毛泽东[MaoZeDong]阅完后说：“此件写得很好，即刻照发。”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社论，把以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集团”说成是美帝国主义的应声虫。社论说，最近结束的南共七大通过了“南斯拉夫[NanSiLaFu]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这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纲领”。它“集中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加以丑化，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阵营则加以美化”。所以，这个纲领“恰恰是符合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的需要”。

　　社论继续肯定了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NanSiLaFu]共产党状况的决议》，认为这个决议中“对于南斯拉夫[NanSiLaFu]共产党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而陷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所进行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社论继续批评了铁托的普拉演讲，认为铁托说的“这些话充分暴露了他们的野心”，就是想“引诱工人和其他劳动者走上向资本主义投降的道路”。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莫斯科会议的决议》，这个决议宣称：“南共代表大会有权利通过自己的纲领，各国共产党同样有权利，也有责任，批判南共这个修正主义的纲领，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

　　针对中国的批判，6月15日，铁托在南斯拉夫[NanSiLaFu]伊斯特里亚半岛拉宾发表了演讲。他说：“事与愿违，我们却因此遭到其他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无法接受的理解。”他举例说，“中国领导人”批评了南斯拉夫[NanSiLaFu]，“就像在1948年常见的那样，发表文章和讲话”。

　　1962年7月23日前后，铁托发表过几次讲话，透露南斯拉夫[NanSiLaFu]出现了经济困难的局面，有些人怀疑工人自治，承认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正在发生“各种反常现象和消极现象”。铁托还说，最近召开的南联盟中央全会未能提出使南斯拉夫[NanSiLaFu]摆脱经济困难的办法。7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南斯拉夫[NanSiLaFu]经济困难重重社会弊害丛生》的新华社通讯。毛泽东[MaoZeDong]为此写了一个批语说：“南斯拉夫[NanSiLaFu]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好吗？”11月27日，毛泽东[MaoZeDong]在给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的《祝贺阿尔巴尼亚独立日和解放日的电报》中还赞扬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以南斯拉夫[NanSiLaFu]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进行毫不调和的原则性的斗争，对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起了重大的作用”。

　　1963年9月6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南斯拉夫[NanSiLaFu]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简称“三评”），批判了铁托对斯大林[SiDaLin]模式的改革。这篇文章不仅“由毛主席审定”，而且毛泽东[MaoZeDong]还对文章“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并作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文章列举了“铁托集团”自1953年到1963年所制定和颁布的有关扶持私人资本、私人企业发展的各种政策和法规，认为这些政策和法规的实施，不仅使南斯拉夫[NanSiLaFu]“城市私人资本主义”获得迅速发展，而且使“农村资本主义势力迅速泛滥”。文章说，这是“铁托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文章还认为“铁托集团”已经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专政”。文章由此得出结论：南斯拉夫[NanSiLaFu]不是社会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