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009年8月，温家宝总理登门看望朱光亚。鉴于内地“科研诚信问题已不容忽视”，说话已很困难的朱光亚仍不忘向总理建言，制度上要“有防止科研不端行为的机制和措施”。

　　本文摘自《凤凰周刊》2011年第8期，作者：凤凰周刊，原题：《朱光亚：一生都在迷雾中的“两弹”元勋》

　　2011年2月26日，“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院士因病逝世于北京，享年87岁。

　　朱光亚长期担任国防科工委科技[KeJi]委主任，是中国[ZhongGuo]核科学[KeXue]事业[ShiYe]的主要开拓者。大陆评论称他“参与领导了中国[ZhongGuo]原子弹[YuanZiDan]、氢弹、中子弹以及同近程、中程、远程、洲际导弹相配套的几乎所有核弹头的研制工作[GongZuo]”，为创立和发展国防尖端科技[KeJi]事业[ShiYe]“建树了不朽的功勋”。

　　因为工作[GongZuo]的特殊性质，朱光亚长期隐身幕后，为人特别低调，不事张扬，一生行事功业鲜为人知，以至于亲生儿子朱明远在他生前撰写《我们的父亲朱光亚》一书时，都感到“素材匮乏，无从下手”。

　　“科技[KeJi]众帅之帅”

　　朱光亚与核科学[KeXue]事业[ShiYe]结缘，最早要追溯到1946年国共内战前。那时，国民政府想搞原子弹[YuanZiDan]，派出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三位科学[KeXue]家赴美国[MeiGuo]考察，并推荐两名年轻助手进修深造。吴大猷推荐了朱光亚和李政道。

　　时年22岁的朱光亚随考察组秘密前往美国[MeiGuo]，但让他们未曾料到的是，美国[MeiGuo]根本就不向任何人开放原子能技术。考察组只好解散，各奔东西。朱光亚去了老师吴大猷的母校—密歇根大学，专门从事实验核物理的研究工作[GongZuo]，从此与核物理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0年2月，朱光亚拒绝美国[MeiGuo]经济合作总署的救济金，取道香港回国。50年代后期，中国[ZhongGuo]领导人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ShiYe]，二机部部长宋任穷邀请他到核武器研究所工作[GongZuo]，朱光亚由此开始担任原子弹[YuanZiDan]研制的技术组织和领导工作[GongZuo]，时年仅35岁。

　　在中国[ZhongGuo]早期核武器研制的过程中，朱光亚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他曾把自己形象地比做一个瓶口子，上面的方针和下面的意见都要经过他这个“瓶口子”来承上启下。曾经担任过核武器研究院院长的胡思得则说：“在高层决策领导岗位，从技术的角度看，我认为他起着诸葛亮式的重要作用。”

　　1972年后，已成为世界知名科学[KeXue]家的李政道回大陆，见到好友朱光亚。朱光亚对他的成就和贡献只字不提。李政道后来从公开报道中，才知道朱光亚在其中非常重要的作用。

　　李政道评价这位莫逆之交是“科技[KeJi]众帅之帅”。回忆当初共同留美的往事，他说：“当初派的几个人，只有朱光亚是派对了，他回来是做原子弹[YuanZiDan]了。派我是派错了，我没有做原子弹[YuanZiDan]，而是迷上了高能物理。”

　　低调的“神秘人物”

　　由于工作[GongZuo]的特殊性质，朱光亚处事低调，一直远离媒体，被外界视为谢绝采访的“神秘人物”。多年来，人们看不到描写朱光亚的文章，除了名字外，他的一切都裹上了重重迷雾。

　　1996年初，解放军出版社策划一套“国防科技[KeJi]科学[KeXue]家传记丛书”，其中有朱光亚的名字，报请他审批时，他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批示说：“要写就写80岁以上的科学[KeXue]家，他们是该写的时候了。”这时，他已年逾古稀，在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是被最晚解密的。

　　与性格外露、谈锋甚健的“航天之父”钱学森相比，朱光亚沉默低调。和他交往共事40多年的应用物理学家杜祥琬院士说，朱光亚的一大特点就是说话少，凡事都慎重思考，耐心倾听，“他总是心平气和地听，心平气和地说，我从来没见他发过脾气。”

　　对朱光亚的谨言慎行，中山大学老校长曾汉民深有体会。他回忆说，1992年邓小平南巡，很多人提出科学[KeXue]的春天又来了；这时，内地科技[KeJi]界追名逐利的浮躁风气初露苗头，有人直言，这不是科学[KeXue]的春天，而是冬天，言辞非常激烈。面对争论，朱光亚冷静地说，大家的意见很好，“我也深有同感，但是我不方便讲，靠大家努力克服。”

　　内地科技[KeJi]学术界的不良风气，成为朱光亚晚年萦绕心头难以释怀的一件大事。他1994年出任中国[ZhongGuo]工程院首任院长后，即极力主张并主持设立了中国[ZhongGuo]工程院科学[KeXue]道德建设委员会，向不良学风开刀。

　　2009年8月，温家宝总理登门看望朱光亚。鉴于内地“科研诚信问题已不容忽视”，说话已很困难的朱光亚仍不忘向总理建言，制度上要“有防止科研不端行为的机制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