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WenTi]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根据毛泽东[MaoZeDong]的科学分析，就领导者因素问题[WenTi]进一步指出：“人民群众[QunZhong]的领导者愈是注意联系群众[QunZhong]，保持和发扬实事求是的群众[QunZhong]路线作风，随时发现和解决人民群众[QunZhong]中的问题[WenTi]，这种矛盾就愈小；如果脱离群众[QunZhong]，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不解决或者不正确地解决人民群众[QunZhong]中的问题[WenTi]，这种矛盾就愈大”，清晰而深刻地揭示出党群、干群关系中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行为决定着人民群众[QunZhong]的态度。实践也证明，党群、干群关系方面出现的矛盾和问题[WenTi]往往是由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等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WenTi]造成的。毛泽东[MaoZeDong]对闹事主导原因的分析，鲜明而深刻地贯穿着党执政[ZhiZheng]为民的根本理念和对唯物辩证法的精深理解。

　　毛泽东[MaoZeDong]对闹事问题[WenTi]主导矛盾的科学认识，指导党把克服官僚主义作为解决闹事问题[WenTi]的主要对策。毛泽东[MaoZeDong]指出：“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WenTi]。”《指示》中着重讲的克服官僚主义问题[WenTi]就是对毛泽东[MaoZeDong]这一思想的展开。《指示》指出：“这类事件的发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作好，特别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因此，“根本办法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WenTi]，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除了扩大民主以外，还必须加强群众[QunZhong]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也是反官僚主义的任务之一。”《指示》还要求领导干部要经常向群众[QunZhong]作报告，同群众[QunZhong]谈话，讲解群众[QunZhong]所关心的问题[WenTi]；对群众[QunZhong]说真话，不要夸大事情的有利方面而隐瞒事情的不利方面；不要随便向群众[QunZhong]许愿。这些指示精神，既体现了我们党的一贯优良传统，又对如何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指明了具体方法。

　　对于罢工罢课，《指示》明确指出，党的方针是“允许群众[QunZhong]这样作，而不是禁止群众[QunZhong]这样作”，因为“这样作并不违反宪法，没有理由加以禁止”；同时，“党可以利用闹事的过程教育干部，克服官僚主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并且帮助群众[QunZhong]分清是非，提高觉悟，从而使人民内部矛盾得到一种调节”，而“对行为极端恶劣、引起公愤的官僚主义分子，应该给予应得的惩戒”。从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毛泽东[MaoZeDong]在处理闹事问题[WenTi]上的法制观念，另一方面也可领略到党和毛泽东[MaoZeDong]治国理政的非凡魄力。毛泽东[MaoZeDong]还曾以辩证思维加以阐释：有些人闹事，“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闹事可以“把问题[WenTi]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而且“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群众[QunZhong]。从这一点说来，坏事可以转变成为好事”。

　　毛泽东[MaoZeDong]对闹事问题[WenTi]主导矛盾的准确把握是建立在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基石之上的。毛泽东[MaoZeDong]是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一个“总题目”来看待的，他认为，“这些闹事不能够说主要是反革命，而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我们不会教育，我们不会领导。”刘少奇也指出：“我研究了一些地方的闹事，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WenTi]。政治性质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很少发生，也不容易发生。但是人民群众[QunZhong]内部有不少的政治思想问题[WenTi]。如果我们能够及时地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解决这些问题[WenTi]，是不会发生闹事的”。

　　1956年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都存在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化的问题[WenTi]，造成事态恶化，只不过波兰统一工人党控制住了局势，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没有控制住局势，酿成了后来的反革命叛乱。出现这些问题[WenTi]，究其根本原因是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致使党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感到迷茫，拿不出正确的防范和化解风险[FengXian]的对策来。毛泽东[MaoZeDong]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从党的指导理论的高度阐明了党如何应对来自人民内部的风险[FengXian]问题[WenTi]，这是我们党能够妥善处理闹事问题[WenTi]的根本保证。毛泽东[MaoZeDong]关于处理闹事问题[WenTi]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在政策层面的具体展开。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党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效化解了执政[ZhiZheng]中的一些风险[FengXian]因素。正是在这一实践基础上，1957年7月，毛泽东[MaoZeDong]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指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FengXian]。”这是毛泽东[MaoZeDong]在中国共产党执政[ZhiZheng]历史上首次提出“风险[FengXian]”的概念。当然，这个时候党和毛泽东[MaoZeDong]还不可能对“风险[FengXian]”概念作出更加科学而深入的解释，但重要的是提出了值得执政[ZhiZheng]党高度警醒的问题[WenTi]以及防范风险[FengXian]的基本举措。要防范风险[FengXian]，就要创造出毛泽东[MaoZeDong]所说的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才行，而这种政治局面只有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能够形成，由此也需要我们从抵御执政[ZhiZheng]风险[FengXian]的角度深化对毛泽东[MaoZeDong]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重大意义的认识。

　　三、练好内功，着眼抵御执政[ZhiZheng]风险[FengXian]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抵御执政[ZhiZheng]风险[FengXian]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解决的问题[WenTi]千头万绪，而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则是练好抵御风险[FengXian]内功的固本之举，这是毛泽东[MaoZeDong]以防范内源性风险[FengXian]为主的思路的逻辑延伸。毛泽东[MaoZeDong]一向重视党的作风建设，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出现的闹事问题[WenTi]进一步强化了他抓党风建设的意识。到60年代初期，我们党兴起了抓党风建设的高潮，尽管其间出现了一些偏差，但总体来看推动了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加强了执政[ZhiZheng]党的作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