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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的骨气:文革时被批斗仍高视阔步如故--中国年鉴网
核心提示:当年批斗“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时,别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惟独钱先生[XianSheng]却头上顶着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从贡院前街走回干面胡同宿舍,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却毫无畏缩惶悚,高视阔步如故。这种风骨气度,与顾准何异?
本文摘自《书生傻气》 作者:易中天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其实,也并非所有像顾准这样既有才气又有骨气的知识分子,都会落到他那种下场。
比如钱钟书[QianZhongShu]。
钱钟书[QianZhongShu]也是极有才气的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这八个字,用在钱钟书[QianZhongShu]身上,那可真是当之无愧,一点含糊都没有[MeiYou]。早在三十年代,吴宓就说过:“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XianSheng],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QianZhongShu],他们都是人中之龙”。但如果硬要做比较,无妨说论“学”,钱钟书[QianZhongShu]或略逊于陈寅恪;论“才”,则钱钟书[QianZhongShu]略高于陈寅恪。比方说,他竟然能用宋明理学家的语录来写情诗,把那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道貌岸然的教条变成爱情宣言。如此化腐朽为神奇,连钱钟书[QianZhongShu]自己[ZiJi]都忍不住要自负地说“自来无第二人”。实际上,当今之世,能在治学与创作之间左顾右盼、游刃有余,而且[ErQie]两方面都取得卓越成就的,大约也就是钱钟书[QianZhongShu]了。这就非有过人的才气而不能[BuNen]为。你看他的《围城》,写得何等机智睿哲!那里面的警句妙语,多到“美不胜收”或者“拥挤不堪”的程度,以至于有“卖弄才情”的批评。卖弄不卖弄且不去管他,有才情却总归是事实。这样的书,陈寅恪就写不出。当然,他也不会去写。
钱钟书[QianZhongShu]也是有骨气的。他最痛恨和厌恶那些在名利场加官场里混来混去的“知识分子”,最痛恨和厌恶那些市侩、风派、软骨头。据说,他曾“情绪激动”地大骂冯友兰“简直没有[MeiYou]文人的骨气”,也没有[MeiYou]“节操”;对郭沫若和章士钊迎合“上意”撰写《李白与杜甫》、《柳文指要》两书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至于他自己[ZiJi],当然更不会趋炎附势、献媚邀宠。甚至,他还会“不识抬举”。“四人帮”横行时,上面曾通知他去参加国宴。这在一般人看来,是“赏脸”,应该“受宠若惊”的。钱钟书[QianZhongShu]却说:“我不去,哈!我很忙,哈!”来人连忙声明:“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钟书[QianZhongShu]却回答如故:“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来人觉得无法交代,便问可不可以[KeYi]说钱先生[XianSheng]身体不好,起不来,钱钟书[QianZhongShu]却一点面子都不给,反倒郑重声明:“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结果,江青也拿他没办法。其实,这在钱钟书[QianZhongShu],又算什么!当年批斗“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时,别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惟独钱先生[XianSheng]却头上顶着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从贡院前街走回干面胡同宿舍,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却毫无畏缩惶悚,高视阔步如故。这种风骨气度,与顾准何异?
钱钟书[QianZhongShu]也有傲气。他的“恃才傲物”、“狂妄自大”,和顾准相比,只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就“才气无两,睥睨一世,老师宿儒,敛手称扬”。本科毕业后,学校想让他留下来读研究院,他却口出狂言:“整个清华没有[MeiYou]一个[YiGe]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这话顾准就说不出。尽管1949年以后的钱钟书[QianZhongShu]已不再“少年气盛”,晚年更是变得恬淡平和,但骨子里的东西其实是改不了的,因此也仍会做出一些非常人所能做的事。比方说,大年初二权威人士来拜年,他居然只开一条门缝,把人家挡在门外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这事顾准也做不出。
钱钟书[QianZhongShu]当然还有书生气。1982年夏天,胡乔木写了几首诗,请钱钟书[QianZhongShu]帮他看看、改改,说是自己[ZiJi]“做旧诗总是没有[MeiYou]把握”。这在胡乔木,无非表示一种礼贤下士的姿态,在钱钟书[QianZhongShu],也只要动一两个字,再打个哈哈,便彼此相宜,大家都有面子。谁知道通晓世故洞察人情的钱先生[XianSheng],居然“书生气又发作了”,把胡乔木的诗改得一塌糊涂,涂改、批注甚多,弄得胡乔木哭笑不得,只好由李慎之来打圆场。事后,钱钟书[QianZhongShu]去信向胡乔木“致歉”,道是“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因此自己[ZiJi]改的“好多不合适”云云。话说得很客气,但谁都能听得出那“味儿”来。
这也不奇怪。钱钟书[QianZhongShu]“毕竟是书生”。即便再“深自谦抑”,那一份“书生意气”,其实是清除不尽的。他和顾准一样,常常有“忍不住”的时候。实在耐不住,就会骂人。于是,“钱钟书[QianZhongShu]平日闯下的祸,到了他老病不能[BuNen]言的日子一桩桩爆发,累坏夫人杨绛。先是他当年在西南联大,是否说过‘吴宓太苯’,杨绛说不可能,因为吴宓是钱钟书[QianZhongShu]敬爱的老师,她还特意让人写下证词,好像要提供庭审似的;后是钱钟书[QianZhongShu]在美国有没有[MeiYou]骂过冯友兰,杨绛说不可能,因为冯友兰是钱钟书[QianZhongShu]的‘五大恩师’之一。但她的辩白相信的人实在不多”(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为什么信得人不多呢?就因为那些话那些事,都带有钱钟书[QianZhongShu]的风格,就像“三年当市长,五年当总理”很像顾准的口气一样。
的确,无论禀赋、性格、才华、人品,顾准和钱钟书[QianZhongShu]都不乏相同之处。因此,他们都是“文革”后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最受中青年学者崇敬的人。那时,蛰居在八号楼、还在思考“娜拉走后怎样”这个大问题的顾准,身边聚拢了一批中青年“顾迷”;而正在六号楼撰写《管锥编》的钱钟书[QianZhongShu],身边也聚集着一批中青年“钱迷”。这不但说明,杜绝思想交流,阻碍知识传播,让天下灭绝人性,“只不过专制主义者一手遮天的病态妄想而已”(高建国《顾准全传》),同时也说明,顾准和钱钟书[QianZhongShu]两人,有着怎样的个人魅力。
然而两人的境遇,却也有天壤之别。
1949年以后的钱钟书[QianZhongShu],大体上风平浪静,少有磨难。非但如此,他还颇受“恩寵”。他是《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一说顾问)和《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人,据他自己[ZiJi]说,还因此而为“吃一堑,长一智”发明了一句押韵的英文成语。他也可以[KeYi]公然“谢绝”江青的“盛情邀请”,不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这种“福份”,顾准连想都不要想。即便在“文革”中受冲击,其“最高纪录”也不过挨了一耳光,比起顾准差点被活活打死,岂可同日而语?
原因同样是多方面的。比方说,两人身份不同。顾准是党员,钱钟书[QianZhongShu]在党外;顾准是领导干部,钱钟书[QianZhongShu]是专家学者;顾准虽然有名,但那是“官声”,比起钱钟书[QianZhongShu]的“文名”来,就差得远了。总之,顾准很容易被看做“党内异己份子”,钱钟书[QianZhongShu]则多半被尊为“党外社会贤达”。这样两种不同的身份,即便犯了同一案子,处分也是不同的。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对党内的处分总是比党外的重,这也是“严于律己寛以待人”吧!何况钱钟书[QianZhongShu]又没有[MeiYou]犯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