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有意思了。以钱钟书[QianZhongShu]的个性，其实是很容易出事的。知子莫如父。钱钟书[QianZhongShu]的父亲钱基博老先生[XianSheng]，早就发现他这儿子有一种惹事生非的禀性，便特地给他起了个“默存”的字，语出汉代扬雄的“默默者存”，意思是要他管住自己[ZiJi]的嘴巴，少惹些口舌之灾。现在我们知道，钱钟书[QianZhongShu]并不能[BuNen]完全管住自己[ZiJi]，却也不是完全管不住。1992年，有两个年轻人（董磊和孙小玲）受托去钱家取校样，钱先生[XianSheng]居然对这两个素不相识的青年提出如下忠告：“一个[YiGe]人对自己[ZiJi]身边的人甚至自己[ZiJi]的朋友，在与他们说话时要十分谨慎”。接着钱先生[XianSheng]讲了为什么要谨慎从事的道理：如果对方是小人，可能会把你卖了；如果对方是软蛋，可能会去做伪证；如果对方可靠，则可能会为了保护你而牺牲自己[ZiJi]。“总之，心中毫无阻碍，说话毫无顾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这话说得实在是够世故的。但如果当真世故，又不会说出来。可见钱钟书[QianZhongShu]还是憋不住。憋不住，便只好对两个素昧平生平生的年轻人说。因为倘若惹出事来，还可以[KeYi]赖账。又可见，钱钟书[QianZhongShu]还是有点小世故。

　　说来也是有趣。顾准是搞政治的人，却书生气十足。钱钟书[QianZhongShu]呢，原本是书生，却比顾准更懂政治。1957年“大鸣大放”的陷阱，钱钟书[QianZhongShu]就没有[MeiYou]掉进去。是年春天，钱氏那有诗云：“驻车轻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薄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鸣忽噤雨将来”，这是何等的政治敏感：“风不定”而“雨将来”，那就还是闭上嘴巴，不要“鸣”吧！那天意难测的遥空，已然隐隐地碾着雷霆呢！

　　然而顾准却听不到雷声。其时他正在中苏联合考察的旅途中，不知北京已是风声鹤唳，专政机器正张开巨网，专等“毒蛇”出洞，“游鱼”上钩，更不知道他的“反党言论”和“政治问题”在北京已被揭发。心直口快的顾准，肆无忌惮地大放厥词，天天发表“右派言论”，弄得自己[ZiJi]头上和维吾尔族姑娘一样，辫子一大吧。这就和钱钟书[QianZhongShu]相差太远。1957年春，钱钟书[QianZhongShu]也在去湖北省亲的旅途中，且反右斗争尚未开始，不少人鸣得正热闹，钱钟书[QianZhongShu]却听得见“隐隐遥空碾薄雷”，他的一生平安，难道不正是其睿智所使然？

　　但这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钱钟书[QianZhongShu]是一个[YiGe]纯粹的读书人。读书人不等于就不问政治，却可以[KeYi]不介入政治，从而做到慎思不妄言。而且[ErQie]，钱钟书[QianZhongShu]还不象中国许多读书人（比如冯友兰）那样，把自己[ZiJi]看得非常重要，认为自己[ZiJi]应该而且[ErQie]能够“为帝者师”、“为王者师”；也不像中国许多读书人（比如顾准）那样，认为自己[ZiJi]腰杆是硬的，肩膀是铁的，可以[KeYi]担尽天下的忧乐，挽狂澜于既倒。他十分清楚自己[ZiJi]不过一介书生，能做的只有学问。而且[ErQie]，把学问做好也不容易。能让学术薪尽火传，就对得起每天吃的的那份粮食了。因此他能超脱。

　　顾准却不能[BuNen]超脱。因为他既是读书人，又是革命者，而且[ErQie]首先是革命者。对于他来说，革命比读书做学问重要多了。如果说，陈寅恪是以学术为生命并拼死力争，那么，顾准则是以革命为生命并拼死力争的。他不能[BuNen]够把自己[ZiJi]从这个青年时代就为之献身的事业中分离出来。即便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开除党籍，也要大声宣布：“我是共产党员”！

　　因此，“娜拉走后怎样”，即“革命成功后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别人可以[KeYi]不思考，作为革命者兼思想者的顾准却不能[BuNen]不思考；别人想清楚以后可以[KeYi]不说出来，顾准却不能[BuNen]不说出来。这就是顾准常常“忍不住”的根本原因。而且[ErQie]，由于上述问题具有不可回避的现实性和操作性，就注定了顾准必定要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哪怕这个所谓“现实问题”只不过是房子怎么盖，饭怎么吃，怎样既应付上级又不让农民吃亏太多等等。

　　顾准和钱钟书[QianZhongShu]的区别还在于他们对人的看法不一样。钱钟书[QianZhongShu]“真的知道人之丑陋、愚蠢、虚伪，是没法子的事情，知道世界喜欢在荒诞、滑稽里闹成个兴高采烈的样子“（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所以钱钟书[QianZhongShu]并不把自己[ZiJi]的能力看得太重，也不把别人的荒唐看得太重，因而能够活得干净、明快、轻松、潇洒，在明智清醒的同时保持一份幽默感，还能偶尔任性一下。顾准却相反。在他看来，人也好，世界也好，目前这种状况都是不对头的，而且[ErQie]是有办法的。因为不对头，所以他要革命；因为有办法，所以他要思考。他在晚年不要命地阅读、翻译、思考、写作，就是想找出一个[YiGe]使人类避免苦难、得到幸福的办法来，并把这办法告知世人。可见，顾准其实是一个[YiGe]乐观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尽管他主张“经验主义”；钱钟书[QianZhongShu]则其实是一个[YiGe]悲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尽管他生活在超现实的学术世界里，而且[ErQie]活得快乐。实际上，真正的乐观主义者是不会快乐的，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才快乐。所谓“乐观主义”，实际上是相信世界总会变好。他总有一个[YiGe]理想模式在那里。然而世界在事实上又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因此他们痛苦。悲观主义呢，没有[MeiYou]那个理想模式，也不认为世界当真就会多么好，现在这样就不错了。结果他们快乐。

　　至于钱钟书[QianZhongShu]先生[XianSheng]，则不但活得不沉重，也不肮脏。顾准曾不止一次不无沉重的地说：“我手上没有[MeiYou]血”！钱钟书[QianZhongShu]的手上又何尝有血？但顾准为了手上不沾血而付出的代价，钱钟书[QianZhongShu]却似乎没有[MeiYou]付出过。这固然有客观上的原因（钱钟书[QianZhongShu]没有[MeiYou]顾准那么多说不清的关系要交代），却也与钱钟书[QianZhongShu]的处世哲学不无关系。钱钟书[QianZhongShu]基本上是坚守“默默者存”的诫言，闭门不问天下事的。有人甚至因此而指责钱先生[XianSheng]，认为像钱先生[XianSheng]这样面对暴政保持缄默，至少在顾准的光照下应感到“无地自容”。依我看这是苛求了。而且[ErQie]，这种苛求并不好。顾准当然是勇敢的、坚毅的、让人敬仰的，但我们不能[BuNen]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顾准。成不了且不说，当真都成了，没准也可怕。用顾准的话说，就是与其号召大家做“海燕”，不如承认多数是家雀，同时承认家雀的各种权利（《顾准日记》）。世界毕竟是由普通人组成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做人只要有一条底线就可以[KeYi]了。比方说，手上不能[BuNen]有血。又比方说，不能[BuNen]做亏心事。只要能守住这条底线，保全自己[ZiJi]也就无可厚非。在这方面，并不普通的钱钟书[QianZhongShu]倒是为众多的普通人作出了表率。

　　正直的知识分子其实有很多类型。有顾准那样的，也有钱钟书[QianZhongShu]、陈寅恪这样的。陈寅恪也没有[MeiYou]像顾准那样去拿鸡蛋碰石头，明知不可而为之。但陈寅恪同样坚守着他的底线，那就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是“士可杀而不可辱”，就是饭可以[KeYi]不吃，衣可以[KeYi]不穿，学问也可以[KeYi]不做，而气节不能[BuNen]亏。所以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就和读《顾准全传》一样，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是啊，陈寅恪的底线如此之多，还要公开亮出来，他活得怎能不沉重！

　　当然，这里也仍有专业和性格方面的原因。即使因为学人，较之研究经济学和哲学（还有数学）的顾准、治史的陈寅恪，钱钟书[QianZhongShu]更富于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气质。何况他从小就是一个[YiGe]“顽童”。甚至在已为人父之后，他还会做一些顽皮的事，比如大热天用墨汁在熟睡的女儿肚子上画一个[YiGe]大花脸（那时女儿还是一个[YiGe]小娃娃），或者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埋在女儿被子里，听她惊叫然后大笑。这是我们从季康夫人（杨绛）的文章里得知的。总之，钱钟书[QianZhongShu]对待人生，多少带点游戏态度。甚至对待学问，也多少带点游戏态度，而顾准和陈寅恪是少有这种游戏态度的。他们也开玩笑，也有幽默感，也谈笑风生，却不会游戏人生。只有生性顽皮而又看穿一切，远于政治而又多谈文艺的钱钟书[QianZhongShu]，才能以游戏的态度艺术的态度看待生活，活得富于情趣和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