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石田米子、池田惠理子和“山西省·查明[ChaMing]会”的其他成员一道，第一次踏上万爱花家乡的土地，寻访当年的受害妇女[FuNv]。

　　提起日军[RiJun]的性暴行，人们很容易想到“慰安妇”。尽管万爱花等受害妇女[FuNv]在控诉中多次强调“我不是慰安妇”，但在来山西之前，石田等人也以为她们[TaMen]就是日本[RiBen]当年宣称的“慰安妇”。在山西的实地调查[DiaoCha]中却让他们意外地发现，发生在盂县农村的日军[RiJun]性暴力[BaoLi]自有其特点，既不同于南京大屠杀时日军[RiJun]实施的集团性强奸，也不同于设立“慰安所”强征“慰安妇”的暴行。

　　本来，“慰安所”和“慰安妇”的概念是从日本[RiBen]军人的角度提出的，其本身就带有极大的侮辱性和欺骗性。石田认为，将战时山西农村被日军[RiJun]强暴的妇女[FuNv]称为“慰安妇”，是对她们[TaMen]的再次伤害。

　　在历时7年、前后经过18次的调查[DiaoCha]访问中，“查明[ChaMing]会”弄清了盂县农村中12位受害妇女[FuNv]的受害事实。这些妇女[FuNv]受到性暴力[BaoLi]伤害的形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日军[RiJun]占领村庄后，胁迫村里的对日合作组织“维持会”交出村中的妇女[FuNv]供其满足性的需要，并强占民居作为拘押、强奸妇女[FuNv]的场所；

　　二是日军[RiJun]在“讨伐”作战中抓捕妇女[FuNv]（包括共产党员），并将其关押到炮楼或专设的窑洞中进行强奸；

　　三是日军[RiJun]在村中随时随地在居民家中强奸、轮奸妇女[FuNv]，或胁迫、劫持妇女[FuNv]到炮楼或窑洞中进行强奸，有的妇女[FuNv]甚至长期被日军[RiJun]小队长霸占，成为其“专属”的女人。

　　这种以强奸形式表现出来的性暴力[BaoLi]，是日军[RiJun]性侵害中分布最为广泛的暴行。石田说：“不仅仅在中国，在亚洲战场日军[RiJun]所到之处都极为广泛，频繁发生着，从总数来说，可以认为超过了‘慰安所’的被害者和攻陷南京时集团强奸的被害者。”

　　据统计，1942年6月，山西盂县的行政村中，建立亲日政权“维持会”的村子有282个，抗日政权有236个，拥有亲日、抗日双重政权的村庄有202个。日军[RiJun]除了要求“维持会”向其提供情报，供给燃料、饮水、食品，征用人力，还摊派提供女性的任务。在战争环境下，为了使当地的生活得以继续，“维持会”往往屈从日军[RiJun]的性要求。在“查明[ChaMing]会”调查[DiaoCha]的河东村，一位当时担任“维持会”会计职务的老人举证，1942年前后，按照日军[RiJun]要求，“维持会”向周围各村摊派了5名女性。

　　时隔50年，她们[TaMen]一听到日本[RiBen]话就浑身发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在了解他们的调查[DiaoCha]后，也深深感到，强征“慰安妇”只是日军[RiJun]有组织性暴力[BaoLi]行为的一种形式，而在战争中不分时间和场合对妇女[FuNv]的强暴，则是日军[RiJun]性暴力[BaoLi]中更为普遍的现象。他说，“受到这种伤害的中国妇女[FuNv]的数量应当有庞大的数字和规模，可是对这一问题进行的调查[DiaoCha]、研究还不充分。”

　　因为各种原因，中国官方抑或民间，有关侵华日军[RiJun]性暴行的文献资料都非常少。石田等人仔细检索了山西省档案馆保存的抗战损失调查[DiaoCha]以及战犯调查[DiaoCha]的档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有关日军[RiJun]屠杀、焚烧、抢劫等调查[DiaoCha]统计中，都有大量的统计数字，唯独在强奸项下，记录的数字非常少，甚至多数是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