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战略研究还是个禁区。记得当时全军只有一本军事科学院编的《战略学纲要》，还是未定稿，通篇是诠释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思想。所以，在当时我还不可能意识到，父亲[FuQin]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军事战略的层面，涉及到了国防[GuoFang]发展战略的范畴。

　　但在最高统帅部和各大战区、各军兵种的领率机关里，活跃着一群具有现代知识结构和改革观念的青年军官们。当我把和父亲[FuQin]的谈话告诉这些青年人时，立即引起了共鸣。大家认为，现代战争[ZhanZheng]离不开国家经济实力的支持，于是一个层次更高的、范畴更大的国防[GuoFang]发展战略提出来了。它涵盖了作战指导和战争[ZhanZheng]准备；涵盖了军队[JunDui]建设[JianShe]和国家国防[GuoFang]力量的建设[JianShe]和发展。它属于国家大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层面。这在当时，无论是对高级干部还是领率机关，都应该是个新的课题。

　　“要说，你自己说去吧。我说的已经太多了”

　　其实，对战争[ZhanZheng]形势的判断，邓小平早有他自己的说法。1980年对来访的外国人谈起，说是5年打不起来；不到1年，他又说，我看这个仗，10年至20年也打不起来；后来他又提出更长的时间预测。这对“文革”以来要随时准备打仗的提法，应该说在观念上是一个重大突破。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形成对军队[JunDui]建设[JianShe]具有约束力的纲领性文件。

　　我们[WoMen]这些年轻军人向军委[JunWei]提交了《关于制定和平时期国防[GuoFang]力量发展方针的建议》：

　　“……目前应该抓住国际上出现的有利的和平时机，把国防[GuoFang]建设[JianShe]的指导思想从立足早打、大打、打核战争[ZhanZheng]的临战状态，坚决果断地转入到和平时期建设[JianShe]的轨道上来，从根本上增强国防[GuoFang]实力，迎接第三次新技术革命浪潮带来的军事领域的变革，为下一场战争[ZhanZheng]做好准备。”

　　我向父亲[FuQin]提出，请他把我们[WoMen]的研究成果提供军委[JunWei]研究。但父亲[FuQin]不愿意，他说：“要说，你自己说去吧。我说的已经太多了。”

　　我似乎感觉到这里潜藏着什么[ShiMe]难言。但想想也好。在这之前，《动态清样》登载了建议的基本内容，并分送给政治局和军委[JunWei]的主要领导人。但没想到，这竟招惹来不少麻烦，搞得上上下下都紧张起来。上面传出话来，什么[ShiMe]人在这里瞎发议论！后来还是父亲[FuQin]在这份清样上批了句话，才不了了之。他的批示是：“我们[WoMen]这些老同志是不是也应该学习一下这些年轻人的精神？”

　　两天后，他打电话给我，说军委[JunWei]几个同志要在北戴河碰碰，然后回来参加八一招待会。全局性的工作是杨尚昆负责，要他听你的长篇大论，火车上倒是个机会。

　　7月30日晚我特意赶到北戴河，第二天上午挤上了返回北京的军委[JunWei]专列。我先找杨小二，他很热情，马上和他爸说，我们[WoMen]的战略家来了，要找你谈话呢！杨尚昆说，你爸爸告诉了我，有一批年轻同志对军队[JunDui]建设[JianShe]很有些见地，我是很想听听。他说，我们[WoMen]边吃点东西边谈好吗？我哪里有心思吃，赶紧说，我吃过了，您一边吃饭，一边听我汇报行吗？杨尚昆说，你怎么不找你爸？我说，他说他不管，让我找你。

　　杨是个很敏锐的人，当他饶有兴味地听完了我的长篇大论后，第一句话就是：“军队[JunDui]建设[JianShe]首先要在指导思想上实行战略性的转变，这个意见好。但问题是早打、大打、打核战争[ZhanZheng]，这话是谁提出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