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先到江青[JiangQing]那儿去，她没让进办公室，就让他出来了。他又到康生那儿，康说，“你不但要做个口头检查，还要做个书面检查，做得深刻一点。”陈的书面检查是康生起草的，很简单，但用陈的话说，“那上纲上线上得叫高”呀，什么“跟主席[ZhuXi]唱对台戏”呀，“不符合毛主席[ZhuXi]思想”等等。陈认为主席[ZhuXi]确实批评了他，但还想挽留他，说，“你去跟他们谈一谈，交份检查就算了。”结果，康生替他起草的检查，他在大会上一念，康接着就给主席[ZhuXi]写报告，给陈戴了几顶帽子，什么“国民党反动分子、托派、叛徒等”。

　　这几个人把他挖苦透了。这是他回来跟我说的。他那个气呀，脸耷拉下来了，气得不得了。

　　下山的时候，那些人都不和他接触了。坐飞机时，他想对余秋里说点什么，余一扭头就走了。去的时候还很融洽呢，回来时没人理他了。陈就跟我发牢骚：“说我要搞政变。我政变？我政变以后[YiHou]你当参谋总长？”还说“我救过主席[ZhuXi]”——这话他以前从没对我说过。

　　回北京后，就把他软禁在米粮库胡同的家里。什么都没了，车也收了，每天就是[JiuShi]送个报纸。总理批了个负责监护和服务的人员名单，原来的工作人员只有我留下了。其他人都关起来了，连他的小孩都关了（1962年出生的，那时才几岁）。

　　那一段时间，他没事做，就看书，练字，抄书如毛主席[ZhuXi]的《实践论》啥的。理发我给理，做饭我给做，反正他吃饭简单，再说那时弄啥吃着也没胃口了。到“九一三事件”后他被关进秦城监狱，我就离开他了。

　　我对陈伯达耍态度

　　要说他这人的特点，头一个是尊重主席[ZhuXi]。他到主席[ZhuXi]那儿去，从来是远远地就下车了，也不直接进去，问警卫，“主席[ZhuXi]休息了没有？”没休息，他才说，“你进去报告一下，我给他送两本书（或是其他什么事）。”老实得像个小学生。

　　另一个是怕江青[JiangQing]。主席[ZhuXi]在庐山批评他，“你官做大了，不到我这儿来了。”为啥不去了呢？也是江青[JiangQing]弄的。江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过，“碰头会只有总理跟主席[ZhuXi]汇报，任何人不准干扰毛主席[ZhuXi]。”他怕江青[JiangQing]，不然她闹呀，不听不行啊。江青[JiangQing]还经常通知他去看电影，他不敢不去。江还给他摔过杯子，他把那个烂杯子捡起来带回去，尽量不留残迹。

　　再一个特点就是[JiuShi]做事认真。陈伯达搞文字工作，一个标点符号都很认真。你要弄错了，他就会给你纠正过来。

　　生活上他很简单，不讲吃，不讲穿，不抽烟，不喝酒。他也不喜欢前呼后拥，有一段时间，他都不让随车跟着。个人卫生上，他是勤洗澡不洗头，每天晚上洗澡，水放好之后，他到里面咕噜一下就出来了，不说搓呀泡呀的。一般不洗头，就用农村人用的那种篦子梳一梳。

　　他一天到晚就是[JiuShi]看书、写东西。有个小录音机，哇啦哇啦地在那儿说，录完以后[YiHou]，整理出来就是[JiuShi]一篇文章，真是出口成章。

　　他脾气随和，从没跟我发过火，倒是我跟他耍过一次态度，他还向我道了歉。那次，他叫我在电话里给新华社传个100多字的稿子，我念了三次。他还不放心：“你念清楚了吗？”我说清楚了，他说，“你再去说一遍。”我说，“我不说了，我要再说，人家该说陈伯达办公室的秘书[MiShu]有病。”那时，天气比较热，他穿一个大裤衩子跑来跑去，在电话里又亲自说了一遍。咋这么不相信人呢？一个中央常委处事怎么[ZenMe]这样呢？我生气地坐在门口的一个藤椅上了。他知道我不满意，一会啪啦啪啦来了，说：“不要生气了。”他一说，我倒不好意思了，心想，这事要是搁到康生或者江青[JiangQing]那儿，一下就把我给抓起来了。

　　政治上的事我不好说，但生活中，我感觉他平易近人，比较俭朴。他勇于承担责任，尤其是涉及主席[ZhuXi]和总理的，从来都不说对方的不是，都承认是自己的错。

　　缪俊胜1958年入伍，1962年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立三等功，被选拔进中央警卫团。“文革”中担任陈伯达秘书[MiShu]，直到陈伯达入狱。他是惟一跟随陈伯达参加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HuiYi]）的工作人员。